变色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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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儿

退休的八等文官普列勉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①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老是讨厌地缠住人不放。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就痛快了。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朝这儿移动,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①奥尔迦的爱称。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借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沮丧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故意跟我捣乱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接着朝奥莲卡说:

“瞧!奥尔迦·谢苗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恨不得痛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首先,观众就是些没有知识的人,野蛮人。我为他们排最好的轻歌剧、梦幻剧,请第一流的讽刺歌曲演唱家,可是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接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简直要命!看戏的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

“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是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辈子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涌上她的眼眶。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用尖细的男高音说话,说话时撇着嘴。他脸上老是带着沮丧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引起一种真挚的深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坐在一个黑房间里的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每隔两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这以前,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好心的、体贴人的姑娘,目光温顺、柔和,身体十分健康。男人要是看到她那丰满、红润的脸蛋儿,看到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到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是啊,这姑娘挺不错……”就也微微地笑。女人呢,在谈话中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喜爱地说:

“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郊的茨冈居民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的奏乐声,鞭炮噼噼啪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卧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道:

“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沮丧的神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账,发工钱。她那红润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像在放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小吃部里,时而在后台闪现。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最重要、最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剧,只有在戏剧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享受,才会变得有教养,变得仁慈。

“可是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出《小浮士德》①,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要是万尼奇卡②和我换演一出庸俗的戏剧,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准备上演《地狱中的奥菲欧》③。请您过来看吧。”

①法国作曲家埃尔维(1825—1892)所作的轻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②库金的名字伊万的爱称。

③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1819—1880)所作的轻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凡是库金讲到戏剧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她参加彩排,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行为。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团不满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我们万尼奇卡”,或者“宝贝儿”。她怜惜他们,借给他们少量的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只是偷偷地流泪,可是不向丈夫诉苦。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剧,只有短期间让出来,让给小俄罗斯剧团,或者魔术师,或者本地的业余爱好者上演。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亏损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抚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你真招我疼!”

到大斋节①,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他还在信上交代了几件有关“季沃里”的事。可是到受难周②前的星期一,夜深了,忽然传来令人惊恐不安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使劲捶那便门,就跟捶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眬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水洼,跑去开门。

①指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绝食。

②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前的一周,纪念耶稣受难。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心上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要跟你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一走进房门,就倒在床上,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儿!”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尔迦·谢苗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祷告走回家去,悲悲切切,十分哀伤。凑巧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回家,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头戴草帽,身上穿着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那样儿与其说像商人,不如说像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尔迦·谢苗诺芙娜,”他庄重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顺从命运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和她告别,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重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过了不久,就有一位她不大熟悉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坐多久,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要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吃午饭以前待在木材场里,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账、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她对顾客和熟人说,“上帝保佑,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①只好每年到莫吉廖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①瓦西里的爱称。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最要紧、最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圆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这些词儿包含着某种亲切动人的意味。……夜里睡觉的时候,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出了城,驶往远处。她还梦见一大批十二俄尺长、五俄寸①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

①1俄寸等于4.4厘米。

“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看杂技也好。”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郑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干活儿的人,我们哪儿顾得上去看那些胡闹的玩意儿。看戏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脸上总是现出感动的神情。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又吃馅饼。每天中午,在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的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烤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沸腾,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夫妇俩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还不错,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像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廖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租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看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缓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的是听他谈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作为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的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端庄,稳重。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她喊住他,说:

“您要明白,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分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俩就在圣像前面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中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可是,唉,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场里喝足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倒了。她请来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越来越重,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又成了寡妇。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吧。……”

她穿上黑色的丧服,缝上白丧带,不再戴帽子和手套了。她不出大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摘掉白丧带,打开百叶窗。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的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

“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有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染来了病。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一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指摘,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会往坏处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张罗晚饭,谈牛瘟,谈家畜的结核病,谈本市的屠宰场。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轻声说:

“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之间谈到我们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洛杰奇卡①,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①符拉季米尔的爱称。

她眼睛里含着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们俩就都快活了。

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是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扔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像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噼啪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反响了。她漠然瞧着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然后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最最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事物,也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事物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渐渐地,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居民区已经叫做大街,在“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造起了一座座新房子,出现了一条条巷子。光阴似箭!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板棚歪斜,整个院子长满杂草和荆棘。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瞧着雪。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叮当钟声的时候,往事就会突然在她的脑海里涌现,她的心甜蜜地缩紧,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可是这也只有一分钟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温存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那日益衰老的心灵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

“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日子就照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见解。厨娘玛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炎热的一天,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像云雾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头发已经斑白,穿着便服。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非常激动,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嘟哝着说,快活得发抖,“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下来,”他说,“我已经退伍,离职后上这儿来试试运气,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如今我的儿子应该上中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妻子和好啦。”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起在旅馆里,我这是出来找房子的。”

“上帝啊,圣徒啊,就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安个家吗?哎呀,上帝啊,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奥莲卡着急地说,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儿,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上帝啊,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双手叉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的全身充满活力,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头发剪得短短的,现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萨沙,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身材矮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蓝眼睛,两腮各有一个酒窝。孩子刚刚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传来了他那快活而欢畅的笑声。

“大妈,这是您的猫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小猫,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特别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讲话,给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忽然温暖了,甜蜜蜜地收紧,仿佛这男孩是她亲生的儿子似的。每逢傍晚,他在饭厅里坐下,温习功课,她就带着温情和怜悯瞧着他,喃喃地说:

“我的宝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净,这么聪明。”

“‘四面被水围着的一部分陆地称为岛。’”他念道。

“四面被水围着的一部分陆地……”她学着说,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

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晚饭时候,她跟萨沙的爹娘谈天,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功课多难,不过古典教育也还是比实科教育强,因为中学毕业后,出路很广,想当医生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每天出门去给牲口看病,往往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饿死。她就让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

一连六个月,萨沙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每天早晨奥莲卡到他的小房间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脸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萨申卡①,”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啦。”

①萨沙和萨申卡都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情绪不佳。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萨申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读书,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大街上学去了。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申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海枣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臊了,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过头来说:

“您回家去吧,大妈。现在我可以一个人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睛一眨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从没有像这一回那么深;她的母性的感情越燃越旺,以前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忘我地、无私地、欢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的整个生命,而且愿意含着温柔的眼泪愉快地交出来。这是为什么?谁说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把萨沙送到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带着笑容,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说:

“您好,亲爱的奥尔迦·谢苗诺芙娜!您生活得怎样,宝贝儿?”

“如今在中学里念书可真难啊,”她在市场上说,“昨天一年级的老师叫学生背熟一则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还要做习题,这是闹着玩的吗?……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正是萨沙讲过的话。

到两点多钟,他们一块儿吃午饭,傍晚一块儿温课,一块儿哭。她安顿他上床睡下,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小声祷告,然后她自己也上床睡觉,幻想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萨沙毕了业,做了医生或者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买了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些,眼泪从她闭紧的眼睛里流下她的脸颊。那只黑猫躺在她身旁,叫着:

“喵……喵……喵。”

忽然,响起了挺响的敲门声。奥莲卡醒了,害怕得透不过气来,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颤,“萨沙的母亲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啊,上帝啊!”

她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她更倒霉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慢慢地落了下来,她又觉得轻松了。她躺下去,想着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说:

“我揍你!滚开!别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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