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了时辰的猎人们在米罗诺西茨果耶村边上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住下来过夜。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契姆沙-希马拉依斯基，这个姓跟他完全不相称，全省的人就简单地称呼他的本名和父名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出来打猎是为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而中学教师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Π伯爵家里做客，对这个地区早已非常熟悉了。
他们没睡觉。伊万·伊万内奇是个高而瘦的老人，留着很长的唇髭，这时候在门口坐着，脸朝外，吸着烟斗，月光照着他。布尔金在房里干草上躺着，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
他们讲起各式各样的事。顺便他们还谈到村长的妻子玛芙拉。她是一个健康而不愚蠢的女人，可是她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到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灶，只有夜间才到街上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说。“那种性情孤僻、像寄居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少的。也许这是返祖现象，是退到从前人类的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而是孤零零地住在各自洞穴里的时代的现象，不过，也许这只是人类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探讨这类问题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喏，不必往远处去找，就拿两个月前在我们城里死去的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来说吧，他是希腊语教师，我的同事。当然，这个人您一定听说过。他与众不同，不论什么时候出门上街，哪怕天气很好，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总是装在灰色的麂皮套子里，等到他取出小折刀来削铅笔，他那把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似的，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绒衣，耳朵里塞上棉花，一坐上出租马车，就吩咐车夫把车篷支起来。一句话，在这个人身上可以观察到一种经常的和不可遏制的意图，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以便同人世隔绝，不致受到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使他经常心神不定。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从来没有过的事物。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对他来说也无异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使他借以逃避现实生活。
“‘啊，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他说，做出甜滋滋的表情。仿佛为了证明他的话似的，他眯细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头，念道：‘人①。’
①原文为希腊语。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通告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明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清清楚楚。通告上禁止中学生晚上九点钟以后上街，或者某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得清楚明确：这是禁止的，那就够了。至于批准和允许的事，他却觉得含有可疑的成分，含有某种模糊而没说透的东西。城里批准成立了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就摇着头，轻声说道：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就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各种对于规章的破坏、规避、偏离的行为，虽然看来同他毫不相干，却使得他垂头丧气。如果做祈祷的时候有个同事来迟了，或者中学生顽皮捣乱的事传到他的耳朵里来，或者有人看见女校的女学监很晚同一个军官在一起，他就激动不安，老是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在教务会议上，他简直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老是顾虑重重、疑神疑鬼，而且发表纯粹套子式的论调，说什么如今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青年人都品行恶劣，又说什么教室里吵吵闹闹，‘哎呀，千万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还说什么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就好了。后来怎么样呢？他唉声叹气，满腹牢骚，苍白的小脸上架着一副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脸很小，跟黄鼠狼一样），把我们都降服了，我们就让步，扣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关进禁闭室里，最后到底把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都开除了事。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常到我们的住处来访问。他来到一个教师家里，就坐下，一言不发，仿佛在暗中侦察什么事似的。他坐上那么一两个钟头，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和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而易见，到我们家里来闷坐，在他是不好受的，他所以到我们家里来，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作为同事所应尽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您看怪不怪，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永远穿着套鞋和带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控制在他的手中，足足有十五年之久！其实何止是一所中学？全城都受他的控制！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在星期六不搞家庭演出，因为怕他知道。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样的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
伊万·伊万内奇想开口说话，咳嗽了一声，可是先点燃烟斗，看了看月亮，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
“是啊。有思想的人，正派人，既读过屠格涅夫的书，又读过谢德林的书，还读过巴克尔①等人的书，可是遇事就屈服，忍让。……问题就在这儿。”
①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继续说，“而且同住在一层楼上，房门对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的家庭生活。他在家里也还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护窗板啦，门闩啦，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还有‘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吃素对健康有害，可是又不能吃荤，担心人家会说别里科夫在斋期里不持斋；于是他就吃用牛油煎的鲈鱼，这固然不能说是素食，然而也不能说是斋期禁忌的菜。女仆他是不用的，因为担心别人会对他有不好的想法。他就雇了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儿做厨师，名叫阿法纳西，傻头傻脑，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做一点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在门旁站着，把胳膊交叉在胸前，老是深深地叹着气，嘟哝那么一句话：
“‘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不行啊！’
“别里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躺下睡觉，总是蒙头盖上被子。房间里又热又闷，外面的风吹动关紧的房门，火炉里嗡嗡地响，从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在被子里心惊肉跳。他生怕会出什么乱子，生怕阿法纳西来杀他，生怕小偷溜进来，后来通宵做惊慌不安的梦。早晨我们一块儿到中学去的时候，他心情烦闷，面色苍白。看得出来，他所去的那个人数众多的中学惹得他全身心地害怕和厌恶。对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跟我一块儿走路，也是一件苦事。
“‘我们的教室里吵得很凶，’他说，仿佛极力为他的沉重心情寻找解释似的。‘简直不像话。’
“后来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您猜怎么着，还差点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很快地朝堆房里扫了一眼，说：
“您开玩笑了！”
“真的，不管多么奇怪，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我们学校里调来了一个新的史地教师，名叫米哈依尔·萨维奇·柯瓦连科，是小俄罗斯人①。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姐姐瓦连卡。他年纪轻，身量高，皮肤黝黑，两只手挺大，凭他的面相可以看出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话，果然他的嗓音好比是从大桶里发出来的：卜，卜，卜。……她呢，年纪已经不轻，大约有三十岁了，可是身材高高，而且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简直不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初次真正认识柯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家里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又紧张又沉闷、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突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②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她走来走去，双手叉着腰，扬声大笑，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歌唱《风在吹》，后来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再唱一支，她把我们大家都迷住了，甚至别里科夫也包括在内。他挨着她坐下，甜滋滋地微笑着说：
①乌克兰人的旧称。
②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她生于海中，以美丽著称。
“‘小俄罗斯的语言那么柔和，那么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
“这话使她感到得意，她就带着感情对他恳切地讲起在加佳奇县他们有一个田庄，妈妈住在田庄上，那儿有上好的梨，上好的甜瓜，上好的卡巴克①！小俄罗斯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而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可好吃啦，可好吃啦，简直好吃得要命’！
①在俄语中，“卡巴克”（kaбak）的意思是“酒馆”。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大家灵机一动，生出了同样的想法。
“‘要能撮合他们结婚才好，’校长太太轻声对我说。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大家这才想起来，原来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有成家。这时候我们才感到奇怪：不知怎的，他生活里的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以前竟一直没有理会，完全忽略了。总的来说，他对女人采取什么态度呢？这个重要的问题他是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以前这件事根本没有引起过我们的兴趣，也许我们甚至不承认这样的想法：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而且睡觉总要放下帐子的人，也会爱上一个什么人。
“‘他早就过了四十岁，而她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解释她的想法说。‘我觉得她肯嫁给他的。’
“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人们做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而这是因为大家不去做必要的事。是啊，比方说，这个别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会结婚，那我们又为什么突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校长太太啦，学监太太啦，我们中学里所有的女士们啦，都活跃起来，甚至变得好看多了，好像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定了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原来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连卡，手里拿着一把扇子，眉开眼笑，幸福得很。别里科夫坐在她的身旁，身材矮小，拱起背脊，仿佛他是被人用钳子硬夹到这儿来的。我在家里办晚会，太太们就要求我务必把别里科夫和瓦连卡请来。一句话，机器开动起来了。看来瓦连卡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弟弟那儿住得不大快活，他们成天价吵架和相骂。比方有这样一个场面：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高身量，结实，穿一件绣花的衬衫，帽子里有一绺头发钻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里拿着一捆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姐姐跟在他的身后，也拿着书。
“‘这本书你一定没看过，米哈依尔里克①！’她大声争辩道。‘我跟你说，我赌咒，你根本没看过这本书！’
①米哈依尔的小名。
“‘我跟你说，我看过！’柯瓦连科嚷道，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得咚咚响。
“‘哎呀，我的上帝，米哈依尔里克！你发脾气干什么？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嚷得越发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们也照样互相争吵。这样的生活大概惹得她厌烦，她巴望有自己的小窝了，再者年纪也应该顾到，这时候已经没有选择对象的余地，好歹嫁出去就行，即使嫁给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况且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问嫁给谁，只要能嫁出去就好。不管怎样，瓦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而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到柯瓦连科家去，就跟常到我们家来一样。他到了他家里，就坐着，一言不发。他沉默着，瓦连卡就给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沉思地瞧着他，或者忽然发出一连串笑声：
“‘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总要起很大的作用。所有的人，同事们和同事的太太们，都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该结婚了，他的生活里没有别的缺陷，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都向他道喜，带着一本正经的脸色说出各式各样的俗套子，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再者瓦连卡长得也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主要的是，她是头一个对他亲热恳切的女人。于是他头脑发昏，认为他真的该结婚了。”
“喏，到了这一步，就应该把他的套鞋和雨伞拿掉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要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连卡的照片放在他的桌子上，他老到我这儿来谈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他也常到柯瓦连科家里去，可是他的生活方式丝毫也没改变。甚至刚好相反，结婚的决定好像对他起了有害的影响，他瘦了，脸色苍白了，似乎更深地钻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①·萨维希纳我是喜欢的，’他对我说，淡淡地苦笑一下，‘我知道人人都非结婚不可，然而……这件事，您要知道，来得有点突然。……应当好好想一想才是。’
①瓦尔瓦拉是上文瓦连卡的正式名字。
“‘有什么可想的呢？’我对他说。‘您自管结婚就是了。’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应当先估量一下马上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以后闹出什么乱子来。这件事弄得我六神不安，我现在通宵睡不着觉。老实说，我害怕：她和她弟弟的思想方式有点古怪，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您知道，有点古怪，她的性情又很活泼。一旦结了婚，以后说不定就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于是他没求婚，老是拖延，招得校长太太和我们学校里所有的太太们大为烦恼。他老在估量马上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差不多每天都跟瓦连卡一块儿散步，也许认为这是处在他的地位理应做的吧。他常来找我谈家庭生活。要不是忽然出了个大笑话①，到头来，他多半会求婚，于是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就办成了，而在我们这儿，由于烦闷无聊，由于无事可做，像那样的婚姻多得不可胜数。必须说明，瓦连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头一天起就痛恨他，对他不能容忍。
①原文为德语。
“‘我不明白，’他耸动着肩膀对我们说，‘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跟这个告密的家伙，这个惹人讨厌的丑八怪相处。哎，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你们这儿的空气恶劣极了，简直会活活把人闷死，难道你们算是导师，教师？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城市警察局，有一股子酸臭气，像在警察亭子里一样。不行，诸位老兄，我跟你们一块儿再生活一阵，就到我的田庄上去，捉虾，教小俄罗斯的孩子们读书。我是要走的，你们跟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吧，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声音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摊开两只手，问我：
“‘他为啥跑到我这儿来坐着？他要干啥？他一直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个外号叫‘吸血鬼或蜘蛛’①。当然，关于他的姐姐瓦连卡准备嫁给‘蜘蛛’的事，我们对他绝口不谈。有一次校长太太对他暗示说，要是能让他的姐姐嫁给像别里科夫那么一个稳重而且为大家所尊重的人倒很不错，他就皱起眉头，嘟哝说：
①“吸血鬼或蜘蛛”是乌克兰作家克罗皮夫尼茨基（1840－1910）所著的一个剧本的名称。——俄文本编者注
“‘这不关我的事。她哪怕嫁给一条毒蛇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那么一个促狭鬼画了一幅漫画，上面是别里科夫在走路，穿着套鞋，卷起裤腿，带着雨伞，臂弯里挽着瓦连卡，下面的题词是：‘恋爱中的人’。那神态，您知道，画得像极了。那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文官们，每人都收到一张。连别里科夫也收到一张。这张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我们一块儿从房子里走出去，那天恰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生，约好在中学校里集合，然后一同出发，步行到城外小树林里去郊游。我们一块儿走出去，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有的人多么坏，多么恶毒！’他说，他的嘴唇发抖。
“我甚至怜惜他了。我们走着，忽然，您猜怎么着，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后面跟着瓦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满脸通红，十分疲乏，然而兴高采烈，欢欢喜喜。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天气真好，真好，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两个人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的脸色从发青转为发白，好像愣住了。他站定下来，瞧着我。……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要不然，也许是我的眼睛骗了我，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难道这还成体统？’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去骑吧。’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道，对我安然的态度感到惊讶。‘您在说什么呀？！’
“他大为震动，不愿意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一直心神不定地搓着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看得出，他身体不舒服。他没等到下班就走了，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虽然户外已经完全是夏天的天气，他却穿上厚衣服，慢腾腾地往柯瓦连科家里走去。瓦连卡不在家，他只碰见了她的弟弟。
“‘坐吧，请，’柯瓦连科冷淡地说，皱起眉头：他脸上带着睡意，饭后刚刚打了一个盹儿，心绪极其不佳。
“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说：
“‘我来找您，是为了解除我心中的负担。我心里沉重得很，沉重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漫画，把我和另一个同我们俩都很亲密的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为这种嘲笑提供任何口实，刚好相反，我的一举一动素来是合乎正人君子的身份的。’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不说话。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继续用悲哀的声调小声说：
“‘另外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谈。我已经工作多年，而您还刚开始工作。我认为我作为年长的同事，有责任向您提出忠告。您骑自行车，而这种游戏对教育青年的人来说是完全不成体统的。’
“‘为什么呢？’柯瓦连科用低沉的声音问。
“‘这难道还要解释，米哈依尔·萨维奇？难道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还会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只能头朝下，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的告示里没有写着准许做这种事，那就不能做。我昨天吓了一大跳！我一看见您的姐姐，我的眼前就一片漆黑。一个女人或者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究竟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向您提出忠告，米哈依尔·萨维奇。您年轻，有前途，一举一动必须非常慎重，非常慎重，可是您那么随便。啊，太随便了！您经常穿着绣花衬衫，手里拿着些书在街上走，现在又骑什么自行车。关于您和您的姐姐骑自行车的事，校长会知道的，然后就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什么好下场吗？’
“‘讲到我和我的姐姐骑自行车，这不关别人的事！’柯瓦连科说，面孔涨得通红。‘谁要来管我家的事，我就叫他滚蛋。’
“别里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如果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我就不能继续谈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的面前提到上司的时候万万不要说这种话。您对当局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说了当局什么坏话吗？’柯瓦连科问，气愤地瞧着他。‘劳驾，请您不要打扰我。我是个正直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谈话。我不喜欢告密的人。’
“别里科夫心神不定，着起慌来，动手很快地穿上大衣，脸上露出害怕的神情。要知道，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听见这样粗鲁的话。
“‘您要说什么都随您，’他从门厅走到楼梯口，说。‘只是我要向您预先声明：说不定已经有人把我们谈的话偷听了去，为了免得我们的谈话被人曲解，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得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大体上报告校长先生。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你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猛地一推，别里科夫就一路滚下楼去，他的套鞋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楼梯高而且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偏巧他滚下楼的时候，瓦连卡走了进来，还带来两位太太。她们站在楼下，呆呆地瞧着他，而这对别里科夫来说比什么都可怕。看来，他宁可摔断脖子，摔断两条腿，也不愿成为笑柄：这样一来，就会弄得全城都知道，难免会传到校长和督学的耳朵里，‘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人家又要画出一张漫画来，到头来他就只能奉命辞职了。……
“等到他站起来，瓦连卡才认出是他，瞧着他的可笑的脸、揉皱的大衣、套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扬声大笑，声音响得整个房子都能听见：
“‘哈哈哈！’
“这一连串响亮而清脆的笑声就此结束了一切，结束了婚事和别里科夫在人间的生活。他没有听见瓦连卡说了些什么，而且什么也没看见。他走回家里，首先从桌子上撤掉瓦连卡的照片，然后躺下来，从此再也没有起床。
“过了三天光景阿法纳西到我家里来，问我要不要去请大夫，因为，据他说，他的主人有点不对头。我就到别里科夫的屋里去。他躺着，放下帐子，盖着被子，一声不响：不管问他什么话，他光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别的什么都没说。他躺在那儿，阿法纳西在他旁边走来走去，脸色阴沉，皱起眉头，深深地叹气，从他身上散发出白酒的气味，就像从酒馆里发出来的一样。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大家，也就是两个中学和宗教学校的人，都去送他下葬。如今他躺在棺材里，他的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他在庆幸他终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啊，他实现了他的理想！在他下葬的时候，老天似乎也在对他表示敬意，天色阴沉，下着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连卡也去送丧，等到棺材放进墓穴里，她哭了一阵。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路上，面容庄重，愁眉不展，谁也不愿意露出高兴的心情，而那种心情，在很久以前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每逢大人出了家门，我们在花园里跑上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之际才体验过。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享受自由的一点点影子，哪怕有那么一线希望，就使得人的灵魂生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园里回来，心绪极好。然而一个星期还没过完，生活就又照先前一样，仍然那么严峻、令人厌烦、杂乱无章了。这样的生活固然没有经政府的告示禁止，不过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呀；情况并没有变得好一点。确实，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类套中人还不知有多少活着，而且将来还不知会有多少呢！”
“问题就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说着，点上了烟斗。
“那样的人将来还会有多少啊！”布尔金重复了一句。
中学教师从堆房里走出来。这人身材不高，却挺胖，头顶完全光秃，他的黑胡子长得几乎齐到腰上。有两条狗跟着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这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往右边瞧，可以看清整个村子。一条长街伸展到远处去，有五俄里光景。一切都进入安静而深沉的睡乡，一点活动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人甚至不相信大自然能这样安静。人在月夜见到广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干草垛、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安静。村子在安心休息，隐藏在朦胧的夜色中，避开了操劳、烦恼、痛苦，显得温和、凄凉、美丽，看上去似乎连天空的繁星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似乎人世间已经没有坏人坏事，一切都很好。左边，村子到了尽头，便是田野，可以看见它一直伸展到远处，直到地平线，这一大片田野沉浸在月光里，也没有一点活动，没有一点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文特’，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我们在懒汉、无端兴讼的家伙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当中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喏，要是您乐意听的话，我就来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布尔金说，“留到明天再讲吧。”
他们俩就走进堆房，在干草上躺下。这两个人刚盖好被子，正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微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个人在离堆房不远的地方走路，走了不多一会儿就停住了，可是过一分钟又来了：吧嗒，吧嗒。……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路。”布尔金说。
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
“自己看着别人作假，听着别人说假话，”伊万·伊万内奇说，翻一个身，“于是自己由于容忍这种虚伪而被人骂成蠢货；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哦，您这是扯到别的题目上去了，伊万·伊万内奇，”教师说，“我们睡觉吧！”
大约过了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万·伊万内奇不住地翻身，叹气，后来索性起来，又走出去，在门口坐下，点上了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