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在我们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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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他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钟。兴奋把他的身体支持着。可是他终于打了好几个呵欠,因为他是太倦了。

他整理着工作的成绩;一面,他燃上一支香烟,靠在椅背上,沉重的吸着,一种劳动过后的休息,使他感到十二分的惬意。

两点半钟的时候,他从他的房间里——不,简直是从他的工厂里——走了出来,可是他并不是从这个工厂里走回家去,却是又重新走向另一个工厂——开始他的另一种工作的地方。

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天色完全黑暗了。他挨着马路的边沿上走着,一面在他的头脑里,在许多复杂的思想之间,浮着数目字,统计着五卅惨案发生之后的,北京城的报纸销路的激增。

他沉默地想着:

“《京报》增加百分之三十,《晨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社会日报》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黄报》增加百分之十五,《白话报》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北京晚报》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这些数目字,是说明它们对于五卅惨案的宣传中所反映出来的北京民众的意识——说明北京的民众已经在醒觉了。

“看吧,”他在惊喜之中,又接着严重的想,仿佛他是向着帝国主义送去一个警告:“把机关枪对着我们民众的胸前扫射,的确的,这不是一种好玩的事情呀!”

他微微的笑了。一种红色的革命的火光,在他的思想里炫耀着。同时,他的眼前便现出了一张漫画——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举着镰刀,斧头,红色的旗子,英勇的欢乐的唱着《国际歌》,几个胖胖的帝国主义者跌倒在群众的面前,一只手抱着炮舰,另一只手抱着飞机,颈项上挂着一大包金镑。

这一张漫画的影子便给他一种胜利的,忍不住的快乐的笑声。他完全愉快地把眼睛望着夜色。星光灿烂地,仿佛是世界上革命的火眼,到处密布着,准备着整个的革命的爆发。

忽然,一种声音,冲着夜色里面的空气,把空气分裂了一条痕。这声音又接连着第二次的叫喊:

“汉口惨案!号外!”

他买了一张。

他的神经便跟着紧张起来了。同时,他是很镇静地估量着这继续的,被帝国主义屠杀的代价。

“无疑地,”他肯定的想:“这是第二道导火线,立刻把我们民众的火焰扩大去。”

在他的疲劳的精神上又添了一种新的兴奋。他的身体上又奔流着新的活力。他不自觉的加强了步伐,走的非常快。

他走到那里去呢?他必须先走到P大学去,这是预先约好的。

只走到那学校附近,好几个学生都站在那里探望着,于是他和他们一同走进去,走进第十一教室,列席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的五卅援助会。

学生有五十多人。大家站起来欢迎他,有两个人先开始拍掌,跟着便是全体的,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微笑的点着头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可是这一个援助会的主席便走到他身边来,请他就讲演。

掌声又在他的周围响着。

他站起来了。

“诸位同学们!”他开始说。他讲演的题目是五卅惨案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这个题目中,他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的危机,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它们互相间的矛盾,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殖民地的影响,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的革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最后他说到苏联——苏联与被压迫民族,苏联与帝国主义,苏联的存在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胜利。

这演讲便一直占有了两个多钟头。他从学生们的脸上,从那些入神的眼睛里,那些不动的倾听的态度上,那些静穆的,毫无声息的,如同一群教徒们在圣像之前一样地接受他的声音,他觉得他的讲演辞的每一个意义,都象一粒种子,深深的播在他们的头脑里,预告着将来的广大的收获。

他走了,许多学生都站在他后面,向他表示各种的敬意。他也从他们之间得了很大的欢喜,愉快地向夜色里走去。

“这些学生,”他想:“真是可爱,纯洁得象一张白纸似的,可是为了真理他们是最勇敢的。”

他一路上都坠在光明的思想里。

半点钟之后,他走到公寓里了。忽然,他看见他的房间里正亮着电灯,一个高大的人影映射在窗子上。

“谁呢?”他想:“一定是……”便走过去推开房门。

果然,王振伍坐在那里。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了,热烈地,仿佛他已经好久没有看见他,非常亲热的笑着,做出他的一种特色的粗鲁的动作,和他握手。

“唉,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他的声音宏大而坚实。

刘希坚向他微笑地。他什么时候都觉得,在这个同志的魁伟躯干之中,是放着一颗赤裸裸的孩提的心,天真,没有一点虚饰。

“刚刚从P大学讲演……”他回答说。

王振伍望着他的脸,差不多是一种憨态的望,望了许久。

“你瘦了,”他忽然说。

“瘦了?”刘希坚微笑着,“我不觉得。”他接着说:“我只觉得我近来的身体好多了。”

王振伍有点诧异的又望了他一眼,随后便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知道你是很忙的。近来你的工作增了不少。但是,我看不出你忙的样子,只觉得你一天都是很快乐的,很平静而且很安闲的样子。”

“真的么?”刘希坚感觉着兴味的问:“你这样觉得?”因为在别人的眼光里,他被人观察的结果总是很不相同的,有一个同志还批评他是一块大理石——这意思就是说他在五卅惨案的疯狂里,他仍然很冷静。

“是的,我这样觉得,我一点也不瞎说,”王振伍回答他。

他笑了。的确,没有人曾看到他的头脑去。谁都是在他的脸上,举动上,得了他的工作的印象。他觉得这倒是他自己的特色。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时时刻刻把头脑放在冷静的境界里。所以他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在克制着感情的激动。

“我承认,”他最后说。

王振伍便笑着自白了:

“这本事我学不来。我没有事做的时候是很平静的,可是工作一加紧,我的行动便跟着紧张了。”

然而这谈话便这样的终止了。刘希坚问他:

“你今天没有事么?”

“有的,”他说。于是他报告了一种新的消息,一种必然的,把五卅事件更加扩大而且更加严重化的汉口屠杀——民众的血肉又在帝国主义的枪弹之下飞溅着。

“现在,我们是一步步走到紧张中来了。”他接着激昂的说:“事件的严重和扩大,虽然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可是,怎样办呢,你有什么意见?”

刘希坚沉默的听着,因为这问题很早便盘据在他的思想里,他很早便这样想着:“第一,是唤醒民众,深入而普遍的宣传;其次,要有很好的组织,很好的领导,要把群众组成为一个庞大的有力量的革命队伍。”

这时,他重新说了这一点意见。“伟大的运动就在我们眼前。目前的任务是,要有计划的深入群众,组织他们起来行动!”

王振伍因为还有别的事,便匆忙的拿了草帽。

“不错,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它造成总示威的形势。”

说着,他走了。

刘希坚又坐到那张藤椅上。他燃了一支香烟,吸着,沉思着,在他的脑海里便起伏着猛烈的波涛。

他深深的把他的智力放在这一个问题上,如同一个木匠把斧头放在木头上一样地,他把它劈开了。

全国民众总示威!

这是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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