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见到已经回家的多莉，仔细地看了看她的眼睛，好像是在探问她同弗龙斯基谈了些什么，却又没有问出口。
“看来该吃午饭了，”她说。“我们还没有好好地见过面。我指望今天晚上能叙叙。现在先去换衣服。我想你也该换换衣服。我们大家在建筑工地上都弄得很脏。”
多莉回自己房间去了，她觉得很可笑。她没什么衣服可换，她已经穿上自己最好的那套衣服；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对赴宴也有所准备，她叫女仆把她那套衣服刷刷干净，然后换掉一副袖口和蝴蝶结，在头上扎了一条花边饰带。
“这就是我所能办到的全部打扮了，”她微笑着对穿着第三套特别朴素的衣服来看她的安娜说。
“是的，我们这里太拘泥于礼节了，”她像在为自己打扮得太漂亮而道歉。“阿列克谢因你的光临而感到很高兴，这种情况在他身上是罕见的。他肯定喜欢上你了，”她补了一句。“你累不累？”
开饭前没有时间再谈话。她们走进客厅，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和几位身穿黑色常礼服的男士已经在里边等着。建筑师穿着一件燕尾服。弗龙斯基把医生和管家介绍给女客人。他在医院里已把建筑师介绍给她了。
圆脸刮得光光的、系着醒目的浆过的白领结的胖管事禀报说，饭菜已准备好了。于是，女士们站了起来。弗龙斯基请斯维亚日斯基陪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一起走，自己则走到多莉的跟前。维斯洛夫斯基赶在图什克维奇之前把手伸给了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因此图什克维奇就只好同管家和医生一起走。
晚宴，包括餐厅、餐具、仆人、酒和饭菜不仅与这个家庭的新式豪华的排场很相配，而且显得更奢侈和更新式。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观察着这种对她来说是全新的豪华排场，尽管她不想把所看到的种种排场中的任何一种带到自己家里，因为这种豪华远远超出了她的生活方式，但她作为一个治家的女主人，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弄清一切细节，她暗暗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由谁操办的，又是怎么办成的呢？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她的丈夫，甚至连斯维亚日斯基和她所认识的许多人，都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盲目地相信：每个像样的主人恰恰都希望自己的客人觉得，他家里安排得这样好，他这位主人并没有花过一点点力气，而是自行安排好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却明白，就连孩子们早餐吃的粥也不是自己冒出来的，因此必然有人为如此复杂而又精当的安排费了一番苦心。根据阿列克谢·基里洛维奇打量餐桌的目光、向管事点头示意的姿势，以及问她要冷汤还是热汤的口气，她明白这一切都出自于男主人本人的精心安排。安娜对这一切所出的力并不比维斯洛夫斯基多。她和斯维亚日斯基、公爵小姐及维斯洛夫斯基，同样都是愉快地享用一切现成东西的客人。
只有在主持谈话时，安娜才像个女主人。在一张不大的餐桌旁，有像管家和建筑师这些竭力想在不习惯的豪华场面上不怯场、却又插不上什么话的另一个阶层人在场，主持谈话对女主人来说是有难度的。但是，正如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所看到的那样，安娜凭她平时待人接物的那种分寸感，极其自然、甚至很得意地主持着这场艰难的谈话。
话题转到了只有图什克维奇和维斯洛夫斯基两人划船的那件事上，图什克维奇说起彼得堡帆艇俱乐部里最近一次比赛的情况。安娜等到谈话一中断，立即就转向建筑师，想让他不再沉默。
“尼古拉·伊万内奇感到很惊讶，”她说起了斯维亚日斯基，“自从他上次来这儿以后，新建筑工程进展多快呀；而我自己每天都去，每天都会惊叹，工程进行得真快啊。”
“同伯爵大人一起工作很愉快，”建筑师脸带微笑地说（他有尊严感，态度恭敬但神色镇定）。“这可不是同省政府里的人打交道。在那儿办一件事要用掉一大叠公文纸，现在我只要禀报伯爵，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美国方式，”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是的，先生，那里建造房屋很合理……”
接着谈起美国当局滥用权力的问题，安娜立即又转换话题，免得管家沉默。
“你看到过收割机吗？”她问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刚去看过收割机。我是第一次看到。”
“收割机是怎样收割的呢？”多莉问。
“就像剪刀一个样。一块板和许多小剪刀。瞧，就是这样。”
安娜用她那双戴满戒指的、漂亮而又洁白的手拿起一把刀和一把叉，比划起来。她显然明白，听她解释是什么也弄不懂的；但是她知道自己说得很动听，自己的手也很漂亮，所以就继续解释下去。
“不如说像一些卷笔刀，”维斯洛夫斯基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献媚地说道。
安娜隐约地微微一笑，但没有答理他。
“卡尔·费多雷奇，是不是像剪刀？”她问管家。
“O ja，”德国人回答。“Es ist ein ganz einfaches Ding．”然后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
“可惜它不会捆扎禾捆。我在维也纳展览会上看到过一台机器会用铁丝捆扎禾捆，”斯维亚日斯基说。“那些机器更有用。”
“Es kommt drauf an… Der Preis vom Draht muss ausgerechnet werden. ”不再沉默的德国人对弗龙斯基说：“Das lässt sich ausrechnen, Erlaucht. ”德国人刚要伸手到口袋里掏计算用的小本子和铅笔，突然想起自己正坐在餐桌旁用餐，并且又看到弗龙斯基那淡漠的目光，所以就不掏了。“Zu complicirt, macht zu viel Klopot, ”他最后说道。
“Wünscht man Dochots，so hat man auch Klopots，”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取笑德国人说。“J'adore l'allemand，”他又带着那种微笑对安娜说。
“Cessez，”她半嗔半谑地对他说。
“我们还以为能在田间碰到您呢，瓦西里·谢苗内奇，”她对羸弱多病的医生说，“您去过那里吗？”
“我去过，但是又挥发了，”医生用一种忧郁的戏谑口气回答。
“这么说，您作了一次很好的散步。”
“极妙的！”
“嗯，那个老太婆身体好吗？我希望不是伤寒吧？”
“伤寒倒不是，但情况很不好。”
“真可怜！”安娜说，她对门客们表示了应有的敬意，转身同亲人攀谈。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照您说的来看，造机器倒是很难的，”斯维亚日斯基开玩笑说。
“不对，有什么难的呢？”安娜微笑着说，这种微笑说明，她知道自己在描述机器构造时有某种迷人的东西被斯维亚日斯基发现了。她这种年轻人卖弄风情的新行为使多莉感到很不愉快。
“不过，在建筑学方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知识倒是非常惊人的，”图什克维奇说。
“当然啰，我昨天听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起防潮层和踢脚板呢，”维斯洛夫斯基说。“我这样说对吗？”
“没什么稀奇的，只要多看多听就行了，”安娜说。“可您呢，大概连房子是用什么东西造的也不知道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发现，安娜对自己与维斯洛夫斯基之间所用的那种轻佻口气感到不满，却又不由自主地用着这种口气。
弗龙斯基在这种场合的表现与莱温完全不同。他显然对维斯洛夫斯基所说的废话毫不在意，相反还在鼓励他说这些玩笑话。
“那您倒说说看，维斯洛夫斯基，石头是用什么东西粘在一起的？”
“当然是用水泥。”
“好！那么水泥是什么东西呢？”
“那是一种类似于烂泥……不对，是类似于油灰的东西，”维斯洛夫斯基说，引起了哄堂大笑。
除了忧郁地保持沉默的医生、建筑师和管家外，其他用餐者都在不停地交谈，有时轻描淡写，海阔天空，有时纠缠不清，争论不休，有时还会触及某人的要害。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触痛过一次，气得满脸通红，事后甚至还回忆当时自己是否说过什么令人不愉快的多余的话。斯维亚日斯基谈到了莱温，讲了莱温认为机器只会有害于俄国经济的奇谈怪论。
“我还无缘结识这位莱温先生，”弗龙斯基微笑着说，“不过，他大概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他所指摘的那些机器。即使他看到过、试用过，那也是漫不经心的，而且不是从国外进口的机器，而是俄国制造的。那还能有什么观点呢？”
“总之是土耳其人的观点，”维斯洛夫斯基脸带微笑对着安娜说。
“我无法为他的见解辩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勃然大怒，“但我可以说，他是很有学问的人，要是他在这儿，他就会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回答你们，可是我却不会。”
“我非常喜欢他，我和他是好朋友，”斯维亚日斯基温和地微笑着说。“Mais pardon，il est un petit peu toqué：比如，他肯定地说，地方自治局和调解法院全都是多余的，所以他都不愿加入。”
“这是我们俄国式的冷漠，”弗龙斯基说，同时把玻璃瓶中的冰水倒进高脚玻璃杯，“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权利所加在我们身上的职责，所以就否定这些职责。”
“我还没遇到过比他更忠于职责的人，”被弗龙斯基这种高人一等的口气所激怒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我呢，恰恰相反，”显然不知为什么已被这次谈话触痛要害的弗龙斯基继续说，“我呢，恰恰相反，正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非常感谢大家赐予我的那份荣誉，正是多亏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指了指斯维亚日斯基），我才被选为名誉调解法官。我认为，对我来说，去开会和讨论农民争马的案子——这一职责同我所能做到的任何事情一样重要。假如我被选为地方自治会议员，我将把它看作一个荣誉。我只能以此来报答我作为一个地主所享受到的那些好处。可惜人们并不理解大地主在国家中所应当具有的那种作用。”
听他如此平静地在自己家的餐桌上论证自己正确，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奇怪。她想起，持相反看法的莱温在自己家的餐桌上对自己的见解同样也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她喜欢莱温，所以就站在他这一边。
“这么说来，伯爵，我们能指望您，指望您出席下一次大会啰？”斯维亚日斯基说。“但是必须早一点去，要在八点以前赶到那儿。您会赏光到我家作客吗？”
“我倒是有点同意你的beau-frère的看法，”安娜说。“不过不像他那样偏激，”她脸带微笑补充说。“我担心，最近我们的社会职责太多了。像以前那样，官吏多得很，任何一件事都需有一位官吏到场，现在什么事都要有社会活动家参加。阿列克谢在这里只待了六个月，好像已经是五六个不同社会机构的成员了——又是监督官，又是调解法官，又是议员，又是陪审员，还是管马的什么委员。Du train que cela va，所有的时间都要花上去了。我担心，这种事情那么多，恐怕是流于形式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您兼了多少职务？”她问斯维亚日斯基。“好像有二十多个吧？”
安娜说的是玩笑话，但是从口气里可以听出她已经生气了。正在仔细观察安娜和弗龙斯基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立即就发觉了这一点。她还发现，谈到这个话题时，弗龙斯基的脸上立即就露出了严肃而又固执的表情。接着，多莉又发现，为了改变话题，公爵小姐瓦尔瓦拉立即匆忙地谈起了彼得堡的一些熟人的情况；等到想起弗龙斯基在花园里不合时宜地谈论他的工作情况时，她顿时明白，安娜与弗龙斯基之间有过一场不好公开的争吵是同社会工作这个问题有关的。
宴会、酒、餐具——一切都非常精美，但是这一切都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她已疏于应付的那种宴会和舞会上所见过的情形一模一样，毫无特色，气氛紧张；因此，在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在这个小范围的交际场合，这一切就给她造成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印象。
饭后，大家在阳台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lawn-tennis。打球的人分成两组，分别站在一张用两根镀金柱子支着的绷紧的网的两边，站在平整坚实的槌球场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本来也想试试，但是久久无法弄懂比赛规则，等到弄懂了，她已经累得只好同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一起坐下来看人家打球了。她的搭档图什克维奇也退下场；其余的人继续打了很久。斯维亚日斯基和弗龙斯基两个人都打得很好，并且打得很认真。他们机警地注视着向他们打来的球，不急不慢、灵巧地跑到球跟前，等到球弹起来就用球拍稳当而又准确地把它击过网去。维斯洛夫斯基打得最差。他太急躁，但是他那股子高兴劲使打球的人都受到了鼓舞。他的笑声和喊声一直没有停止过。他像其他男人一样，在征得女士们的许可后，脱掉了常礼服，他那裹在白色长袖衬衫里的魁梧英俊的身躯、满是汗水的绯红脸膛，以及急遽的动作深深地印入大家的脑海中。
这天夜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躺下睡觉时，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在槌球场上来回奔跑的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
在打网球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感到不大开心。她既不喜欢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和安娜之间在打球时仍保持着那种轻佻态度，也不喜欢这些大人在没有孩子在场的情况下玩儿童游戏的那种不自然的气氛。但是，为了不扫别人的兴，为了消磨时间，她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上场打球，并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这一整天，她一直觉得她是与一些比她棒的演员在同台演出，而她那蹩脚的表演使整台戏都演砸了。
她来时打算，假如能住的话，她就逗留两天。但是当天晚上，在打网球时，她决定明天就离开。她一路上如此痛恨的为人之母的那些烦心事，现在，在仅仅摆脱一天后，却以另一种形态呈现在她的面前，令她心往神驰。
喝过晚茶，夜间又去划船，此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脱掉衣服，坐下来为过夜而梳理自己稀疏的头发，这时她才感到非常轻松。
想到安娜马上要来看她，她都感到不愉快。她只想独自沉思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