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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戏》周刊编者信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鲁迅先生鉴:

《阿Q》的第一幕已经登完了,搬上舞台实验虽还不是马上可以做到,但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就要开始发动了。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公演准备或者也有些帮助,另方面本刊的丛书计划一实现也可以把你的意见和《阿Q》剧本同时付印当作一篇序。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祝健!

编者。

编辑先生——

在《戏》周刊①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豫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①《戏》周刊《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牧之主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袁梅(袁牧之)所作《阿Q正传》剧本,于该刊创刊号起开始连载。

《阿Q》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一,未庄在那里?《阿Q》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①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②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Q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豫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①《闲话扬州》易君左著,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是一本关于扬州的杂记。书中对当地习俗和生活状况的描述,引起一些扬州人的不满,他们以诽谤罪控告作者,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当时作者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科主任),因此不久该书即被毁版停售。

②《百家姓》以前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之一,宋初人编纂。为便于诵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赵钱孙李”是书中的首句。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①,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①果戈理(ab]grgqc,1809—1852)俄国作家。《巡按使》,通译《钦差大臣》,讽刺喜剧。“你们笑自己”这句话是该剧第五幕第八场中市长发觉自己被骗,面对哄笑着的观众说的。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贺启明译的《巡按》中,这句话译为:“这都是笑的甚么?不是笑的你吗?”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个问题——

二,阿Q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Q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来了——

三,《阿Q》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①;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①指刘大杰标点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察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①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①七斤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袁牧之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里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叫做“航船七斤”。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①,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②。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③。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④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①即本书的《答曹聚仁先生信》。

②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篇文章”,指《赤区归来记(续)》,参看本书《附记》。

③绍伯的文章题为《调和》,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参看本书《附记》。

④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他曾提倡所谓“解放词”,内容大多庸俗无聊;并与张资平同办《文艺座谈》,攻击左翼文艺。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叶灵凤(1904—1975),江苏南京人。他曾在《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①,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专此布复,即请

①买办意识林默(廖沫沙)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错误地认为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参看《花边文学倒提》及其附录。

文安。

鲁迅。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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