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流言！
从某一点来看，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笃信宗教，准备干教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中学毕业后有心进神学院；可是他的父亲，一个医学博士和外科大夫，刻薄地嘲笑他，干脆声明，如果他去做教士，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自己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并不爱好。
不管怎样，他读完医学系以后，没有去做教士。他并不显得笃信宗教，刚做医生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不像是宗教界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而粗俗，像庄稼人一样。他的面容、胡子、平顺的头发、结实笨拙的体格都使人联想到大道旁边小饭铺里那种吃得发胖，放量喝酒，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面容严厉，脸上布满细小的青筋，眼睛很小，鼻子发红。他高身量，宽肩膀，因而手脚也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致人死命。然而他脚步轻，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上遇见人，总是先停住脚，给人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的说话声不像意料中的那样是男低音，却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生着一个不大的肿瘤，妨碍他穿领子浆硬的衣服，因此他老是穿着亚麻布或者棉布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大夫。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照例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①，穿在身上就像旧衣服那样又旧又皱。同一套衣服，他看病也穿它，吃饭也穿它，出外做客也穿它。然而这不是出于吝啬，却是因为他对仪表全不在意。
①那儿的货物价钱便宜。
安德烈·叶菲梅奇当初到这个城里来上任的时候，这个“慈善机构”的情形糟极了。病室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以及他们的孩子都跟病人一起睡在病房里。大家纷纷抱怨，说蟑螂、臭虫、老鼠闹得人不得安宁。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迹过。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堆放着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律勒索病人的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一个老大夫，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卖出去，而且罗致助理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城里人清楚地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甚至说得言过其实，不过大家对这些情形却满不在乎。有的人还为之辩护，说医院里躺着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比在医院里还要糟得多，你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啊！还有人辩护说，单靠本城的经费而缺少地方自治局的资助，是没有力量办好医院的；谢天谢地，医院虽差，总算有了一个。至于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在城郊，都不开办诊疗所，推托说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医院以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的看法，当前所能做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回家去，关闭医院。可是他又考虑到单凭他的意志是办不成这件事的，况且这样做也无益；如果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那也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只好等它自己消灭。再者，如果人们开办医院，容忍它存在，那就可见他们需要它。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坏事和丑事都是需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就会转化为有益的东西，犹如畜粪变成黑土一样。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不是在创始之初有其丑恶的一面的。
上任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待乱七八糟的情况分明相当冷漠。他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室里过夜，购置了两个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外科的丹毒等，仍旧保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非常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他缺乏坚强的性格，不相信他有权利在自己四周建立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下命令、禁止、坚持，在他是根本办不到的。看上去，仿佛他起过誓，永远也不提高嗓门，不发号施令似的。说一句“给我这个”和“把那个拿来”，在他是困难的。每逢他想吃东西，他就迟疑不决地咳嗽几声，对厨娘说：“最好给我喝点茶……”或者“最好开饭吧”。至于对总务处长说，不要再偷东西，或者把他赶走，或者索性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在他是完全没有力量做到的。每逢人家欺骗他，或者奉承他，或者送来一份明明是假造的账单要他签字，他的脸就涨得像虾那样红；他虽然觉得于心有愧，但还是在账单上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说他们在挨饿，或者抱怨说助理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窘，惭愧地嘟哝说：
“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多半这是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很勤奋。他每天从早晨起到中午一直给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他工作用心，诊断很灵，特别是儿科病和妇女病。然而时间一长，这个工作由于单调，显然无益而使他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加到三十五个了，后天又加到四十个，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可是城里的死亡率却并没有降低，病人仍然不断地来。从早晨起到吃中饭为止，要对四十个门诊病人认真有所帮助，那是体力上办不到的，于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结果就成了骗局。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病人，说得干脆点，那就是欺骗了一万二千个人。至于把重病人安置在病房里，按科学的规定给他们治疗，那也不可能；因为规定倒是有的，科学却没有。如果丢开哲学，像别的医生那样一板一眼地按照规定办事，那么为此首先就需要洁净和通风，而不是污秽，需要有益健康的食物，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优秀的助手，而不是盗贼。
再者，既然死亡是每个人的正常而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他们死亡呢？如果一个小商人或者文官多活五年或者十年，这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认为医学的目标就在于用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足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的学会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那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现在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里不但找到了避免一切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以前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因为瘫痪而卧床好几年，那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辽娜·萨维什娜之流为什么就不该生病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空虚，要是再没有痛苦，那就会全然空虚，像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些想法压倒，心灰意懒，从此不再每天到医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