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院子里有一所小屋，四周生着密密麻麻的牛篣、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所小屋的房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的台阶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上的灰泥只留下些斑驳的残迹。小屋的正面对着医院，背面朝着田野，中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端朝上的钉子、院墙、小屋本身都带着阴郁的、罪孽深重的特殊模样，那是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有的。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小屋的羊肠小道走过去，看一看里边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穿堂。这儿沿着墙，在炉子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什么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长裤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无用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堆成了垛，揉得很皱，混在一起，正在霉烂，发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牙齿中间衔着烟斗，老是躺在这堆破烂上。他是一个退役的老兵，衣服上的领章已经褪成红褐色。他的脸严厉而枯瘦，眉毛下垂，这给他的脸平添了草原看羊狗的神情。他鼻子通红，身量不高，外貌干瘦，青筋嶙嶙，然而气度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头脑简单、讲求实际、肯卖力气、愚钝呆板的人，这种人在人间万物当中最喜爱的莫过于秩序，因而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缺了这一点，这儿的秩序就不能维持。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大而宽敞的房间，如果不把穿堂计算在内，整所小屋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的墙壁刷了一层污浊的浅蓝色涂料，天花板被烟子熏黑，就像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事情很清楚，这儿到了冬天，炉子经常冒烟，煤气很重。窗子的里边装着铁格子，样子难看。地板灰色，只是粗粗地刨了一下。酸白菜、烛芯的焦味、臭虫、阿莫尼亚味，弄得屋子里臭烘烘，这种臭气一开始就给您仿佛走进动物园的印象。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几个人在床上坐着和躺着，穿着医院里的蓝色长袍，按照古老的方式戴着尖顶帽。这些人是疯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贵族出身，其余的都是小市民。最靠近房门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留着棕红色的、发亮的唇髭，眼睛里带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呆呆地出神。他一天到晚心绪愁闷，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参与别人的谈话，对于人家问他的话，他照例不回答。临到饭食端来，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根据他那痛苦、剧烈的咳嗽声，他那骨瘦如柴的模样，他脸颊上的红晕来判断，他正在开始害肺结核病。
在他旁边的是一个矮小、活泼、很好动的老人，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头发黑而拳曲，像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里散步，从这边窗口走到那边窗口，或者在自己的床上坐着，照土耳其人那样把腿盘在身子底下。他无休无止地像灰雀那样打呼哨，轻声唱歌，嘻嘻地笑。到了晚上，他也表现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那时候他下了床，祷告上帝，也就是伸出拳头来捶自己的胸口，用手指头抠门。这是犹太人莫依塞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他就发了疯，成了呆子。
第六病室的全体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可以从小屋里走出去，甚至走出医院到街上去。他享受这样的特权由来已久，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又是安分而不伤人的呆子，已经成为城里的小丑。他走到街上去，被小孩和狗团团围住，这种情形城里人早已见惯，不足为奇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趿拉着拖鞋，有的时候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这个地方给他克瓦斯①喝，那个地方给他面包，另一个地方给他一个小钱，因此他照例吃饱了肚子，满载而归。凡是他带回来的财物，尼基达统统抢走，归他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怒气冲冲，把犹太人的口袋兜底翻过来，还要上帝作证，赌咒说他从此再也不让犹太人上街了，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坏的事莫过于破坏秩序。
①俄国的一种用麦芽或黑面包等制成的微酸清凉饮料。
莫依塞依卡喜欢帮助人。他给同伴端水，在他们睡觉的时候给他们盖被，答应他们说，他会从街上给他们每人带一个小钱回来，给他们每人做一顶新帽子。他还用调羹给他左边的邻居，一个瘫痪病人喂食物。他这样做不是出于怜悯心，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模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于贵族，在法院里担任过法警，是十二等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仿佛在锻炼身体似的，很少坐着不动。他老是有一种模糊和不明确的担心，为此总是焦躁、激动、紧张。只要穿堂里有一点点窸窣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会抬起头来倾听：莫非这是有人来抓他？莫非人家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那张颧骨突出的宽脸，它老是苍白、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他被挣扎和不断的惧怕折磨着的灵魂。他的悲苦的脸色是奇特的、病态的，然而清秀的面容虽则印着深刻真诚的痛苦，却聪明，显出文化修养，他的眼睛射出热情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本人，殷勤，乐于帮助人，对一切人，除了尼基达以外，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拾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总是跟同伴们道早安，临到躺下睡觉，又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经常的紧张状态和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如下的表现。傍晚，有的时候，他把身上短小的长袍裹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开始很快地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在床铺之间走来走去。看起来，好像他得了厉害的热病。他往往突然站住，瞧着他的同伴，据此可以看出，他想说些很重要的话，然而分明考虑到谁也不会听他讲话，理解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走来走去。可是不久讲话的欲望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就放任自己，热烈而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讲得杂乱、急促，像是梦呓，断断续续，常常使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从这一切，从他的话语和声调里却可以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您就会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人。他那些疯话是难以写在纸上的。他谈到人的卑鄙，谈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谈到将来人世间会有的美好生活，谈到窗上的铁格子，这使他随时想起强暴者的麻木和残忍。结果他的话就成了由许多古老而还没过时的歌所合成的一首杂乱无章的集成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