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叶菲梅奇把朋友送走以后，就挨着桌子坐下，又开始读书。傍晚，以及后来的夜晚，四周一直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来干扰。时间也似乎停住，跟大夫一起屏息不动，瞧着书本；仿佛一切都不存在，只有那本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了。大夫的农民般粗俗的脸渐渐开朗，在人类智慧的活动面前现出感动而着迷的笑容。啊，为什么人类不能长生不老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力，话语，自我感觉，天才呢？所有这些岂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最后跟地壳一起冷却，然后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几百万年，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为了冷却，然后旋转，大可不必把人以及人的高尚的、近乎神的智慧从虚无中引出来，然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再把它化为泥土。
这是新陈代谢！然而以此代替不朽来安慰自己，那是何等怯懦！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识的变化过程比人的愚蠢还要低下，因为愚蠢毕竟还含有知觉和意志，而那种过程却是根本什么内容也没有的。只有在死亡面前恐惧多于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尸体迟早会生成青草、石头、癞蛤蟆的。……在新陈代谢中见到不朽，那是奇怪的，就跟一把珍贵的提琴被砸碎，毫无用处以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光辉的前途一样。
等到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思索一会儿。处在刚从书本上读来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他无意中回顾一下他的过去和现在。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冷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大夫住宅旁边的大楼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中受着煎熬。也许有人睡不着觉，在跟虫子作战，有人受着丹毒的传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许病人们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有一万二千人受着欺骗，医院的全部工作如同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盗窃、争吵、诽谤、裙带关系上，建立在卑劣的庸医骗术上。医院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个不道德的机关，对居民的健康极其有害。他知道在第六病室的铁格窗里尼基达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塞依卡每天到城里去乞讨。
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里念书，觉得医学不久也会获得像炼金术和玄学那样的命运，可是现在他夜里读书的时候，医学却感动他，在他的心里引起惊奇，甚至赞叹。真的，它射出了多么出人意外的光辉，发生了什么样的革命啊！多亏防腐剂，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甚至在将来①都不能做的手术，如今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了。至于剖腹术，一百例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结石病已经被人认为是小事，甚至再也没有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可以得到根本治疗。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②与科赫③的发现，以统计为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事业！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无异于十足的厄尔布鲁士④。现在不再往疯子头上泼冷水，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而是用人道主义态度对待，而且据报纸上的消息说，甚至为他们演剧、办舞会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按现代的眼光和风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恶劣的机构也许只可能在离铁道二百俄里的小城市中出现，在那种地方，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对医生必须相信，不能加以任何批评，哪怕他把烧熔的锡灌进人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狱⑤捣得稀烂了。
①原文为拉丁语。
②巴斯德（1822—1895），法国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③科赫（1843—1910），德国细菌学家。细菌学的奠基人，结核杆菌发现者。
④大高加索山峰最高峰，在俄罗斯境内。
⑤14—18世纪法国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
“可是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说。“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有防腐剂也罢，有科赫也罢；有巴斯德也罢，可是事情的实质丝毫也没有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依然如故。他们给疯子办舞会、演戏，然而仍旧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可见这一切都是废话和瞎忙，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觉却不容他漠不关心。这多半是由于疲劳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脸，想让它舒服一点，暗自想道：
“我在做有害的工作。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金，却欺骗他们。我不正直。不过，话说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里的文官都是有害的，都白领薪金。……可见我不正直不能怪我本人，而要怪时代。……我要是晚生二百年，就会成为另一个人了。”
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熄掉灯，走到卧室去。他并不想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