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霉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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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强的父亲是前清末年的一位大员,故伯强从小不曾受过一点点的物质的压迫。天资很好,小时就有神童之称,所以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很大,除教他读书握管之外,没有加以其他的身体的锻炼;结果是用脑过度,患神经衰弱症,体力也很弱,走过一里半里的路,就气喘喘地要叫车叫轿了。他不知道人世间有贫苦到没有饭吃的人,更不知道在读书应试之外尚有其他的种种工作。他知道有做生意的人,但他深信做生意的人不单不苦,还很舒服。至于还有一大部分靠体力为生活的人们因为少和他接近,在他脑中没有半点印象。他的处世立身的秘诀——也是他父亲给他的训条——是读书,做官,赚钱;有了钱就可以买一切的物品。

十五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他才略感觉到家计的不容易了。但十六岁,他就进了学。有了秀才的招牌,加以父亲的同年同僚等的援助,走过了几个省份,不是在某大官的家里当家庭教师,就在某大员幕中帮文案;所以他还是感不到物质生活不如意的痛苦。

十八岁那年赴乡试。以他的才名,谁都相信他必名列五经魁内。他自己也觉得有十二分的把握。但进场后,因为不留心,写了一个“玄”字,说是犯讳,文章虽好,终被黜了。

经了这回的大打击后,他才觉悟到科举之无聊。于是他决意离了故乡,走出上海来。他来上海,原是想拜国学大家詹疯子为老师,研究国学的。但到上海后,听见詹疯子发表了一篇革命的言论,清廷加了一个乱党的罪名,要通缉他,他就亡命到日本去了。伯强到上海后,翻读了些关于时事的书籍和报章,才稍知道天下大势,也略明白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他想难怪詹先生要主张推倒清廷。于是伯强赴日本留学的意思便坚决了。

他终于到日本来了。但还没有找着詹先生的住址。

他睡兴正浓的时候,给一个下女惊醒了。

“邬先生,邬先生!饭端来了,好起来吃饭了。”

下女推着睡在被窝里的伯强的肩膀说。这句东洋话,他倒听得出来。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年轻的下女,虽不十分标致,但也有几分动人,并且还笑吟吟地望着他。他睡眼朦胧地也望着她。他再看矮桌前的座蒲团(垫子)旁边有一个朱漆托盘,里面摆着一个小饭桶,一小碗的酱油豆腐汤,一盘熏鱼,一小碟腌萝卜,一只小饭碗,一双红竹筷子。

“又是这种满身刺的熏鱼,怎样啖得下去呢。”

伯强看见这些菜就不想吃,并且睡了好半天才起来,不觉得饿。但他又不能不起来吃,因为日本的菜饭冷了更难吃。他一翻身就伸掌到下女的紫红色的颊上摸了一摸。他原来没有这样大胆的。后来看见许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客气地这样做。就连来访他的同乡看见下女到他房里来时,也同样地摸着她的颊和她说笑。所以伯强也就照样试了一回,看见下女并不发恼,也不抗拒,只是笑;于是他大胆起来了,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颊。

“讨厌的邬先生。”

下女忙背转脸向那一边,不像从前那样地向他笑了。这时候,有志气的青年所富有的自负心迫着他从被窝里站了起来。他伸手到矮桌子上的茶盘里,把白磁的小茶壶拿过来。他无暇用茶杯了,因为他的舌头给一种有黏性的臭液胶住了,很不好过,他急急地在小茶壶嘴上接了一个长期的——半分多钟——的Kiss。

下女看不惯他的那种简便的喝茶的习惯再背过脸去望那边。她略抬首就发见了挂在壁高头的满染绿霉的火腿,她最初没有看清楚,以为是中国的一种乐器,因为她常在中国学生房里看见许多乐器,如胡琴,三弦,琵琶等等。但仔细一看,明明是条兽类的腿,她便蹙着眉头翻过来向伯强苦笑。

“邬先生那是不是ham?”

有ham一个字嵌在话里面,伯强居然听懂了。

“是的,ham!ham!”

伯强嘴里的牙齿差不多整部露出来了,望着下女连连地点首。

“霉了,邬先生。那个东西有盐分,春天潮气大,挂在那边,会弄坏壁呢。”

这样长的一句日本话,伯强听不懂了。他只呆望了下女一眼,下女看见他不说话,也不再说了。她向着坐在膳盘前的他鞠了鞠腰。

“请慢慢地吃吧。”

她说了后,就站起来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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