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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

这个题目,我自知是过于重大了,恐怕不是我所能作得完全的。但我向来对于任何事物,都保持着一个批评主义:——自然不是独限于文学——以为不论是什么,我们立足在现代的潮头之上,当然要不畏风波,不惮艰险的用澄明的眼光,判断的意志去透视去判断一切建筑在幻影上的东西。固然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没有不是建筑在幻影的上面的,惊天动地的事业是如此,而所谓典章,制度,学问,著作,照更上一层的见解,去加以考察,也何尝不是如此。不过我们既然生存在某种幻影之下,总是任管有何愿力,却不能破此幻影之纲,而飞空他逝,且是即不能不讲求研究在此幻影下的生活的方式。与我们每日每时都有关的生活的方式,究竟不可蔑视。这是哲学上的实在论所由产生,而也是由一切一切的所由造成。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已为这个问题,讨论出好多的道理来。我在这篇文字中,不是去提出人生问题,加以邃密的研究,所以略而不论。但我相信我们既然生存在一种幻影之下的生活里,同时不能不承认种种表现出的生活的方式,存在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对于一切的事物,不能不用慧眼的批评的主义,去估定一切的价值,去求其更完善而日达于完美的地位。

那末,我们对于文学也要持守着同一的态度,因为文学也是在幻影下表现人生生活方式的一种;而且更可说与生活上有每日每时更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旧文学,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况且几千年来,也自有其悠久的历史,更与过去的时代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对于一切的事物,保持着批评的精神,对于文学是这样,对于中国的旧文学也是用同一的态度。这就是我作此文的动机与感想。

当然有人说我这段文字过于浪漫,抛弃本题,且过于附会了。但我是信任在一切事物上的,必须要求批评者,我不能不叙明这个意见,在此开始的一段之中。

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这不是容易说的,而且在向来是“汗牛充栋”的中国著作林中,去讨论怎样批评?即使有闲工夫,慢慢地细密地去搜集材料,讨论方法,还恐怕有疏漏之处,当然我这样匆匆忙忙的作去,其不妥或想不到的地方,必然很多。不过我是一种建议,并不是一种定案,将来尽可以有更详密精进的方法出现,那便是我最希望而且欢喜的事了!

中国文学,自从在南北朝时代,受过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影响之后,直到前清中世,可说并没有重大急剧的变更。及至西洋的物质文明输入之后,由是而学术,而文字,与思想,一年一年的向这个文明古国,尽量的加以打击与警告之后,直到现在,可谓急转直下,大换其本来的面目。不过所可怜的中国文学,只有些诂,注,笺,解,在一代一代的文艺的范围之内。而始终并没有部很有价值的文学史出现,足供我们参考的资料。现在固然也有几本了,什么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等等,……但不是我厚诬他们,实在没有一本能以用完备的体裁,精密的叙述,给我们一点真正中国文学的印象的。至于其他错杂谬误的著作,更不足论了。

既没有完全的文学史,又没有多少专门研究文学——中国文学——上的著作,那些头绪纷繁,范围难定的中国类文学作品,更难数计,简直令人无从说起,更不要说到怎样去批评了。

我常想批评中国文学的第一步,必先从整理的功夫入手,能将这些“汗牛充栋”的书籍,爬梳,钩稽,分开整理,补正错误,理清门类,然后方可说到批评。因为这样一来,批评者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等希望,刻下未必能完全实现,因一时还恐怕没多人愿去担任这个工作。旧日的文人,多半是彳亍在传统的思想之下,虽也有时有些独到的见解,精深的努力,若将整理旧文学全部的责任,推在他们的肩上,说句武断的话,当然难以胜任。

因为在现时去整理旧文学,不能只知向旧日纸堆中考究的人,所能作得来,时代精神的应用,文学观念明了的,都不可缺乏的。他们去作诂,释,笺,注的功夫,诚然不可一笔抹倒,而这只是整理旧文学的一部分,不能以为仅仅有此,即可告成功。而且整理的工作,繁重而纷扰,我们这时回看以前努力的旧文人用的一部分整理的工夫,也实在不容易,况且在今日而欲对于旧文学加以总括的整理功夫,绝对不是掉以轻意所能成功的。

一时的整理,既不容易出现,然则我们便可暂时停止了我们对于旧文学批评的工作吗?我想现在我们只好先提出对于旧文学整理与批评的方法,以供讨论,而一方面也可随时作部分的整理与批评的工夫,如此同时并进,几年之后,或者可以使中国旧文学的本来面目,得以多显示出些来。

近来对于旧文学的整理,已有人作出概略提议出来了,我因为一时没有多大的工夫,能做长篇的文字,便先在此文中,将我一己对于批评旧文学的方法,约略叙出。

批评主义,应用到文学身上,当然先要分清是现代的文学与过去的文学,这两种的批评,有时难易互见,而绝不能用同一的眼光,去作此工作。至于内在(文学作品的)精神的发挥,特别风格的指示,与时代有影响的思想,作者的人生观如何等等,都是文学批评应该先行注视到的地方。那是不论批评现代的著作,与批评过去的著作,是要一律的。至于方法的应用,也不能过于拘执,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无论在哪种表现人生生活的方式中,都是如此。

中国旧日大部的批评文学的书,不过就是那几部,如锺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他如司空图的《诗品》,严羽的《诗话》,虽是字数较少,然究竟还可称得起独立而中正的批评。其他如《文史通义》中的一部分,对于旧文学,尚有点真纯的见解。除此而外,如《词藻》,如《古文关键》,如《词苑丛谭》,如《诗人玉屑》,与唐,宋,明,清,很多的诗话词话论古文的书,若论起片段的看去,也有很可入意的批评在内,不过多半是纪述时多,论断时少,人云亦云的文字多,而独创与洞察的意见少,零碎批评的地方多,而整篇段落的批评少,至于特别对于作品的解析,与考求一个时代一个作家的影响如何等,更是不可多得。而且一部分是仅去指示为他人模仿的法则;一方面又是以游戏消闲的性质,去作批评,所以很少有精辟统括的批评意义在内,而其应用的方法,更不明了。

我们完全拿了批评现代文学作品的方法,去批评旧文学,是事实上不相符合,而要依据中国旧批评文学议论作根据,勿论古今人的见地不同,且是费了很大的工夫,从凌杂片断的群籍中,找不到几本真有价值的批评书。有这两层关系,我们不能不另行寻创造的途路来,去作批评旧文学的较为利便较为迅速而有标的的方法。

据我的想象,直接的写在下面。

批评方法,在西洋的文学界中,也因时代不同,屡有变更。古代不与中世相同;中世不与近代相同,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与研究文学的对象,都时时的倾向于更加精密完全的形态的关系,所以批评的方法,也由广泛的变而为细致的;由迂阔的变而为论理的;由主观的变而为普遍的;由笼统的变而为分析的。这全是由于时代的转移,及研究文学之进化的关系。我想中国文学的新批评的精神,当然也不能与时代精神,不连结而合而为一。不然那旧日的诂,释,笺,注的工夫,已经比我们努力的多了,我们在现在的百忙之中,更何必多此一举。

在现代精神之中,而去批评旧文学,我认为最需要的三种方法,是

归纳的批评;

判断的批评;

解释的批评。

以下即分段加以说明。

一 归纳的批评

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曾有几句话说道:“……韩退之曰:记事必提其要,纂之者必钩其元,其所谓提要钩元之书,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漫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哉物?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者。……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其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这段议论,在现在看去,不但不觉得奇怪;而且还感到浅薄。但在旧文学的批评中,能以这样的论断与见解的,已不多见。中国旧日的文人,很少有人能真正够上批评二字的资格,即有其人,除了一二卓识者之外,大都不过是寻章摘句,作那种排比捋扯的工夫。章实斋所谓论文,多言读书养气,博古通经,亲师近友,取材求助这些话,虽有些与近代的批评精神不相符合,而其意义,却可以有相通之处。因为我们要批评一本文学书,是要对于其作品的全体,先要明了,而后对于作家的性质,风格,环境,与所处的时代,以及其时代的特别影响,都要全罗列于胸中,然后再加以自己的见地;自己对于作家的思想,有彻底的观察,或与其他作家相比较,这样再下批评,尚可不致有大的错误。所以章实斋这几句平凡的论文之言,可以称为中国旧文学批评的不完全的归纳方法。

向来归纳方法,是批评文学的所有法子中的一种基本的。我们也知道哲学上有这个同一的法则。归纳的含义,是集合而有比较的意味,是将种种不同的印象合为一起,加以适当的说明与表现的意思。一种文学的著作,绝对不是单调的,其中所包含的有内在的精神,有外来的影响,有形式上的艺术,有骨子内的情感,有时代思潮的浸渍,有理想世界的幻化,所谓文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绝对不是简单可以叙明的。文学是一切事物思想的反射镜,将万有的印象,映入其中,而用种种的形式表示出来。这是文学的一种原始的本质。无论古今,一律如此,不过有精粗与深浅程度上的差异,若没有这等原质在内,那便不成其文学。

中国文学,当然也逃不出这个公例以外。我们试去找一篇诗,一首词,一段写景与抒情的散文看,只要是真的作品,纵使句法古奥,文字难解,而其内含的精神,也与上述者无二。既然中国文学也不是完全单调的,而且也同一包含了许多许多的万有的印象,与无穷的思想,复杂的情感在其中,而前人偶有些零星片段的批评,多好作笼统,模糊的臆断,不知深入一层,先作归纳上的功夫,求其真正作此作品的动机,与其影响所在,所以其批评的结果,往往是千篇一律,用那些包括,含混的抽象名词,与不可深解的语汇,而终不能透彻了然的去加以说明。我以为这种最大的错误,就是不知利用归纳批评的方法。

一般人多以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部书,诚然,在中国旧日的批评书,可怜只有此一部较完全的书。刘勰的发掘与指导的功德,在旧文学中,实有不可埋没的价值。然而他那部沉思翰藻的大著作,所缺乏的,就是归纳法的应用。任找《文心雕龙》的哪篇,打开去看,其比较可称为演绎法的居多,而归纳的精神很为少见。今引一段来作例子,如《物色篇》中曰: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环声,横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浅进锐笔,怯于争锋。……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若乃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屈平所以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这篇文在以上抄录下来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他的见识,与对于他以上所引证的诗骚见解,自然是不可多得,但是详细推究他这篇文字中的见解,的确不是由归纳方法中得来的。他不将历代的文学著作,全体合来,加细密的分析,而后举出物色在文学中应该有何等特别的作用在内,只是一层一层的推阐着往外说,末后方加上几句论断,虽说也自有特识,然实在不能予我们以文学上物色的特点何在。这一半是由用六朝时流行的骈文文体,不能作详细至深密的说明;而一方面也是批评方法,未曾用得恰当的缘故。我不是苛责中国古人的批评文章,但自来不善用归纳的方法,那是不可讳言的。

因为用归纳方法,方可将不同的境地,不同的事实,复杂的情感,细微的艺术等,合在一起,加以断论。不然便免不掉没有细密的批评,而其论断,也多近荒疏了。中国批评的文字,可以举例来证实我这段话的很多,此处不必多举,但就《石头记》说,这部书在中国小说界中,总可以当得起一部杰作的名字,而无愧色。一般人多是熟读如胸,而且批评的人,也比其他小说为多,我们想以这部极有兴味而包含有哲学思想的书,在多少人的批评之中,总该找得出好一点的批评来。丢开那些研究红学,专门疑似影射者不论外,看看旧日所有的批评,除了含糊与几句不关痛痒的话,其余的全是不知用一点的归纳方法。如很通行的旧本,那位王雪香先生,总算对于这部书的兴味,是很浓厚的,然而看看他对于全书的总评,以及每回后的小评,实在可笑得很。附会与妄断之处,那还是小节,即如总评的第一段,由“此书开场演说,笼起全部大纲,以下逐段出题,至游幻起一波,……”到“故借东府演戏一点煞住,归入本文,……”由“至受笞起一大波,文气一歇,以后就景生情。……”至“且叙且结,应前感局,唤醒痴庸,重游幻境,则涓涓归源,文章已归返魂。”等等的话,我们且不论《石头记》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王雪香这等批评,其理想的平庸,也不足论,但所以有这样批评出自一位对于此书很有兴味人的见解,其最大原因,就是不知用归纳方法精密分析的缘故。

以上随意就案头的书所取的例证,我们便可明了中国旧日的论文,戏剧、诗与小说的批评者,多不知什么是归纳的方法。所以总没有一位使我们能很满意的批评学者,在以前出现。那末,即照鉴往知来的古语说,我们也可以觉悟此后批评中国旧文学的入手方法,只有先用“归纳”二字。

归纳方法,只是个方法的名词,至于如何因利乘便去应用它,那也不是有一定方式的,但总不能离开总合作品的事实,分析作品的思想,考察作家的个性,与作品对于时代的影响等数种之外。因为先有此等根本的统同的观念,贮在对于一种作品的概念之内,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去分析,评断。例如要去批评杜甫的诗,则须要将下列的条件,先要合拢过来。(一)当知天宝开元是什么时代。(二)在这时代以前的唐朝诗人的成就如何?(三)杜甫的家世,与其性格。(四)杜甫的经历,与其境遇。(五)当时兵祸的状况,与四川、陕西的情形。(六)杜甫的诗,是何种风格?他终身所作的诗,有几等的改变?(七)他诗中的情感表现,以哪方面为最重?(八)他的诗,在当时影响如何?(九)他与他的同时诸有名诗人的比较。(十)杜甫的诗,在中国中世的诗坛上的位置。这些观念,或者尚有其他的观念,都须从各方面搜集来,加以详悉的思考与研究,用精密的归纳方法,由异点中得出同点来,由许多事实中,得出一种概论。这样研究,方能求得一个更丰富更详确的了解。对于他的著作,也必如此的研究之后下的批评,方不致流于空疏、迂阔与误谬。

二 判断的批评

有些人以为判断的批评,便是主观的批评,其实这是错误的。原来判断批评是Judicial Criticism,而主观的批评是Subjective Criticism。其中的界限,是非常清楚,不能混淆的。我们看下面的话:“裴说云:‘读书贫里乐,搜句静中忙。’此二事乃余日用者,甘贫守静,自少至老,饱谙此味矣。”又如:杜牧之《华清宫》诗云:“长安西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尤脍炙人口。据唐记:明帝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又如《世说新语》有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拣金,注注见宝。”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中国的文学批评,多半是一样的笼统而武断。固然也有极恰切而不可移易的,而大多数却不能将作品怎样有这等价值,与为什么有这等价值之处叙明,其结果只可谓之为主观的批评,不能冒充判断的批评的名称。所谓“判断”,绝对不是武断。须要有根据,要有修辞学与论理上的根本,要有鉴别的眼光,与精当的论断,方能称为判断。要用此方法,必先对于一种作品,用归纳的方法,做第一步的预备,然后方可应用,否则至易流入用纯粹的主观而下武断的批评之一途。

我知道用判断的方法,究竟对于作品上是有多少的损失的,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但看利用的手段如何。尤其是我们在今日而批评旧文学,是有采用此方法的必要。

旧文学实在是有不可数计的虚伪与无聊的作品,在内充数。我们如其愿意用现代的精神,想由旧文学中,拣出可宝贵的珍品来,便不能不用一番筛捡的功夫。用筛捡的功夫,是为的将无穷的沙粒捡出,以便发现有真正价值的珍品。那末,不用判断的功夫,怎么会得有这种分别。再换句话说,现在去批评旧文学,不能不用一份锋利的眼光,去作寻捡的功夫,若没有此层努力,“鱼目之混”,恐怕难于免掉。我们也知道旧日传袭的批评,是可烦恼的,因为它的根本,是已建立在沙子上了。那些从古相传的片断批评的法则,已经不能使我们满意。此刻如去作批评的努力,判断的精神,是不可缺少的。不过这二层:——判断的与主观的批评——很难分晰,易于混淆。求之旧日文学的批评中,实不易得出个相当的例证来。因为他们所用于的批评方法,难说到界限上去,扞格与模糊之病,实在过多。但讲究到判断方法的应用上,锺嵘的《诗品》,尚略可比附。因为他尚能求于勤搜广览之中,求得出一种比较的法则,与探源的议论来。虽然是语焉不详,然尚具有大体,如其中一段,论六朝时的文学家道:“休文五言最优,辞密于范,意浅于江。”这类的话,现在读去,也不能十分恰惬我们理想上的批评的方法。但这等细为比较,与判解明确的批评,确非只知徒事辞藻的文字所能见得到的。因为这等批评法,绝不能说是纯粹由主观来的,多少也有些判断的意义。又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虽不拘于批评一个作家,一篇文学作品,不类分派别,用很切合于造成意象的文字,去加以比拟,固然“鞭辟入里”的一步,是说不到,而判断的眼光,究不可没灭。我们再看以后那些批评诗文集的先生们,亦知在起仗,对仗,比譬,顿荡,声律等等地方去注意,而加上以任意的主观,是更不能比数了。看来主观,原是要具有的,且也是势难掩抑的。况且近代西欧的批评家,也有“纯粹的文艺批评,即是纯粹的自己表现”的话。那末,我们为何竭力地去排斥主观的批评呢?须知主观与纯粹的自己表现,实在不可牵混在一起去解释。所谓自己的表现,是对于艺术欣赏下得来的一种神感,由此突来的神感,引起自己的心理的表现。对于某种艺术的感受上,并不是读了一篇作品之后,纯粹由一己的偏见,任意非绝对的批评,所可比拟。如旧诗话中,有段很有趣味的文字,“孔文举云:‘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事矣,此语甚得酒中趣。及见渊明云:‘偶有佳酒,无夕不倾,顾影独尽,悠然复醉。’便觉文举多事矣。”这的确不失为一种纯粹的自我表现的话,而且也不失为一种由比较其诗境,与自己思想的移转的判断批评法,至如清初有名的古文,小说,戏曲的批评家金人瑞,直到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阅之令人快意的地方,而根本上他的批评法则,多以游戏出之。至批评《西厢》,与《唐才子诗集》两部书,尤无道理。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表现,而主观武断的话,到处皆是。更没一点判断的精神在其中寄托出来。再则例如近代穿凿及强证的红学家,去批评《石头记》,徒令人阅后减少对于原书的兴味,而惝恍无从。这都是受了主观太重的弊病,而判断不得其法。

将来在我们去作批评旧文学的途径中,用以去斩辟荆棘,割断葛藤,求出坦坦荡荡的大道,我以为非有判断的精神不可。我自然愿意尊重个人的主见,但也不敢赞同过于自由而毫没有科学精神之主观的批评,再将旧文学的批评之途来阻塞住。我们希望有精析,分解,分别善恶,比较适否的批评出现。而不愿意再有过于任一己妄测而臆断的批评出现。

归纳方法,是判断方法的基础;而判断方法,是归纳方法的延展。

莫尔顿说:“判断的批评,是由文学之特别片断中,得来的领受到原理的适用。”然而不先有归纳方法,将文学中之特别片断,搜集与考证起来,那末,如何能从一个整体的作品中去寻找得到原理的领受?例如我们要去批评唐代的小说,这两种方法是要同时并用的。必须先用归纳的方法,求得小说之体裁的范围,因为我们不能按照旧章说,凡是唐人所作的杂记之类,都是小说。如《朝野佥载》,如《开元天宝遗事》,如《妆楼记》,《岭南述异》等,或记典故,或叙琐事,断断不能称之为小说。然则从甚多的唐人的小品文字中,去求得有小说风格与体裁之价值的,当然一方面用归纳的方法,从事比类,收集。一方面即不能不用判断的方法,加以鉴别,分析。再就其比较有小说之相似的体裁的,也不只一篇,然而又不能不完全靠着判断的方法,去从事分别个优劣,如《东城老父传》,如《虬髯客传》,《黑昆仑传》,《柳毅传》,诸作之中,再加以判别,而明其真值的比较。其次可以单就一篇说最有名的是《虬髯客传》了,若要去详细批评起来,除了归纳方法的应用之外,更须判明在这一篇中的特点何在。所谓那些特点,或是描写风景,人物,或是一篇的立意所在,都应确实详密的指出。如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据我所见——“……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具言其由。曰:‘然则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则酒肆也。’公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用之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这段文字,虽是用文言写出,而精神如现,且备有深意。用判断方法时,最宜注意此等一篇中或一部书中之顶点。而且即就此一段中,加以判别,亦应用特别表现出原作者的精神的法则,而予以论断。这也是用判断方法,所应留心到的。

再则如中国旧书的分类,极为混淆,有的可以称为完美的文学著作,而归入经传;有的极好的小说,而列入杂书。再则历史书中,地理学中,及零星著作之内,尽多有文学价值与有文学趣味的作品,若加以归类分界的功夫,那是归于整理一步的入手方法,但在现在的时代整理的功夫,尚不是一时能作得完善,批评上当然要注意,这等地方,判断方法的应用,是更为宽广了。

总之,判断的意义,是在复杂混淆的事实中,求得出较为清晰的目标。于石玉相乱的堆中,检出有价值的琼琚。是要用清晰的观察,比较的手段,于深微处求得其意义,加以自己表现的判论。这个方法,我以为用着去批评旧文学,分外相宜。

三 解释的批评

这一种的批评,在应用上极为困难,且是在中国的著作林中,可以武断一句说,向来就没人用过。要说明此处所说解释(interpretation),不是笺咧,注释的那类解释。此处的解释,就是对一种作品的人物,特别的印象,布局,主义,及其全篇的顶点等等,加以证解的说明,而表示其优劣,与艺术上应用的巧拙。绝对不是仅仅对于一种作品去注出一个简单而浮浅的概念便算完了。其实这种批评法,是包括了归纳与判断的两种方法在内。更进一步说,它是立在批评之主要而精密的地位之上,对于归纳与判断两种方法,更加以周到的说明。我们知道归纳的方法,是用观察与集合的方术,而求得出一种新的印象,由文学作品的本身,而判断的。方法却重在比较,鉴别,与论断方面。至于研究与发现一个作品中人物与事迹的关连,描写与叙述的工夫,色彩的表现,与精神的密接,使读者多得到一点细密与有组织的了解,那非用解释批评的方法,是不完全的。我们要详密的了解作品中全体的精神分析,与集合,以上的层次,万不能缺乏。所谓解释批评,就是使得判断批评,更有些清楚的界限,与细密的解释。就是对于细节上更多得出些疑问之点来。而在一般的通解之内,去观察到那些细节的调和与统一。其次是用这些疑问所获得的有结果的通释,预备着去作宽广的通释的基础。这种批评,细密而繁琐,在极短的作品中,可以不去用它,而要去批评长篇大著的文学著作,非用这等细密的功夫,那是不能有完全的成就的。而且不用这种批评,是仍然不能逃出浮光掠影之弊。这种批评的方法,是近代的产物。在欧美的有名批评家,大半须利用这种批评方法。而在中国,还没有人合宜的去用它,作批评的指针。更何况古代呢?

我且少说原理,但讲到这个方法的应用上,在中国古书中,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有这样文学的批评著作。这等方法,万不是从前那种逐回,逐节,屡批,按语的零碎批评法所可比拟。这是要将一种作品外表的形式,内在的生命,完全拿到文学试验的工具中,去分析出合化他的原质何在;测量出他的交点何在;计算出他的乘除何来。固然不是有一定的公式,如物理,几何那样的不可移易,然而绝不是如旧日没一点有组织的批评的方法所能梦到。中国文学,在旧日不会有过真正精警的批评,最大原因,却是在此。

我写到这里,苦思要找出一个例证来,忽然想到俞平伯君今年对于《石头记》的批评,颇有点解释批评方法的表现。固然在俞君作这等文章时,未必即想到一定用此等方法。不过在他的“左右逢源”的批评,与绵密的说明之中,于此方法,可见出特长来。本来解释批评,要对于细节,对话,前后的连贯,人物的插写的印证,事实的表现的确实,都须处处留神,连锁而为一气。然后方能见出一部著作的真面目来。于此我们可更得一佐证:凡是能用解释法去批评的,必先具有归纳与判断的两种方法为其基础。如上面已述过的那两种方法,所以能用得好而不至流入鲁莽妄断的原因,却在对某种作品有特识,又须熟识,考核与切实的研究过,方能用归纳的方法与判断的方法,方能用解释的方法,作通体的详密的批评。俞君对于《石头记》一书,可谓有至深的研究。即看他所发表的《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及《高作后四十回的批评》,可以见出他对于此书,在未曾作此文以前用过什么功夫。创作固然是不容易,有时批评努力与困难,与创作相等;或者有时还要更费力些,更困难些,比诸创作。

所以此后我很盼望有心批评旧文学的同志,不要看轻了批评二字;尤其不要看轻了批评旧文学五个字。几千年来在中国的陈旧社会之中,许多文人学子,用志不纷的去专攻文学,去考究批评,而因为方法的错用,遂至没有几部有价值文学批评的书出现。何况在现代生活状况复杂,多用脑力的环境之中,若再误用方法,那末不越发使旧文学没有露出真面目来的一日吗?

解释方法,极为细密,我在此段中,只说个梗概,贡献出这点意见,以供从事此途的参考。他日有暇,还想专为这一种批评的方法,作更为详述的文字。

而即就上面所说,也可明了解释的批评的大概了。

以上三种方法,对于批评旧文学,我认为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自然呵,批评文学,难说到用一定不易的方式,去作成自缚的范围,但在现在我们想去批评旧文学,虽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确切不能不立出几个批评的标准来,我想除了上述三种之外,用之于文学批评上的,也还是别的方法,不过我这篇文字是个简单的提议,也就不多说了。

中国旧文学到了今日,方有点发掘而整理的现象,以前汉学家,以及专门的文学家,实在不能说他们对于旧文学上,没有相当的功绩。而时代不同,思想不同,文学的趋向不同,所以此后我们于介绍西洋文学,以及创作出新文学的作品之外,更希望有人去批评与整理旧文学,使在地道下的东西,也可以重见天日,而放射出一点光辉来。

我作此文,时间极少,且于百忙之中,任意写的,万不敢自以为完全。这是当向读者告罪的!再则在此文的范围之内,我只是讲到批评方法的应用上,至于应如何去整理旧文学,那固然与批评有关,但却另当专论,在此文中,不能包括。所以我也少说到这一面的方法与感想。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夜十二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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