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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琐谈

不一定专谈“文”,也不一定专谈“艺术”,可是无论谈古、说今总与文艺有关。我在严重的支气管炎的冬病中,偶有所感,写下几百字或几千字。算不得像样的文章,只是在不能出门的养病期间聊抒所感罢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

一 从《十五贯》的两个官员谈起

朱氏在清初写了《双熊记》的传奇,后有几出被选入《缀白裘》。从前也只是零出在昆曲舞台上表演,向少全剧演出的。本来,两个案件太复杂,也太巧合,尤其是前一案殊不近理,还有宣传迷信的关系。即在旧时代也觉得演出无味。浙江省的“昆苏剧团”精心结构地把这个旧剧本重新改编,去了前一案,而将后一案的主要情节、经过,在三小时内一气演完。虽然把唱词改变了一些,曲调也换了一些,然对于这个戏的精华却能予以发扬。自从在北京演出后,名闻全国,京剧及许多地方剧种也在上演此剧。大家尽知,不须多说。

我这里只说剧中主角况钟与次一点的角色、他的上司周忱。我以前真记不得他们两位在明代是确有其人的,虽然曾约略地看过《明史》,可是那末多的“列传”,不是很特殊的人物怎能都记下来。因在济南看过“昆苏剧团”夏间到此上演后,仿佛记起明代有周忱其人,亦未查书。以偶然的机会,过了一个多月,读别的书,知道明朝宣德时曾以“郡守”多不称职,经荐举,特赐“敕书”派遣况钟等九人出任九府知府……这是个小发现,我想从《明史》中看看况钟的“官声”。秋间有暇,果然找到了他的“列传”。文太长不能全录,节抄如下:

况钟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荐授仪制司主事,迁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钟用尚书蹇义、胡溁等荐擢知苏州,赐敕以遣之。

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阁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钟乃蠲烦苛,立条教,事不便民者立上书言之。

……又言近奉诏募人佃官田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今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至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帝悉报许。

当是时屡诏减苏松重赋,钟与巡抚周忱悉心计划,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忱所行善政,钟皆协力成之。所积济农仓粟岁数十万石,赈荒之外以代民间杂办及逋租。

……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先是中使织造采办及购花木禽鸟者踵至,郡佐以下动遭笞缚,而卫所将卒、凌虐小民。钟在敛迹不敢肆。虽上官及他省吏过其地者,咸心惮之!

……正统六年秋满当迁,郡民二万余人走诉巡按御史张文昌,乞再任。诏进正三品俸,仍视府事。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为立祠,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

按明宣德共九年,况钟是从宣德五年奉了敕书往苏州做“特命”知府,到正统六年,恰及十年。又被当地人民留下,只是加了品级,然又过了一个整年,死于任上。前后十年的知府,在苏州是做了一些封建时代关怀民间疾苦的事,不然,不会应迁去时,有两万多地方人到巡抚御史那里去挽留继任的。

《明史》在他的传里,注重在清理财赋、减轻苏州粮赋重压这一方面,因为这是当时苏州地方的一大问题。因此,关于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其他设施就没有什么叙述了。至于平反冤狱等事根本未提,也许写他的略传的认为这不是他的重要表现吧。

在几百年后读《双熊记》,看《十五贯》的演出,况钟是位刚正廉明、见义勇为且富有才能的好官,这是肯定无疑的了。我想朱氏既以况钟、周忱两位官职颇高的明代官吏作传奇中的脚色,那末《十五贯》这一案大约也是有些事实,绝非纯凭空想而来。前一案有点空想,似乎只是作者图剧情的繁杂、热闹,故尔这么写成。其实在戏曲的结构上,在人物的集中上,反而不调和,不适宜,不如单一案件为佳。《十五贯》的偶尔巧合,在事实上非不可能,要在况钟在监斩时识破案情,对于过于执的不加调查、分析,主观主义的臆断,几乎使一对活生生男女青年作了刀下冤鬼,他动了疑念,遂毫不迟疑地去见周忱,要求延期处斩囚犯,从新调查案件。剧作者为了增加戏剧效果,为了凸出况钟夜半后求见“都堂”的热诚,所以在“见都”一出中有意地使周忱摆摆排场,其实作者对周忱并没以反面人物或龌龊官僚相看,聪明的观众自然容易了解。

周忱在江苏任职比起况钟在苏州任上的年岁还多,他办的事情更大,年纪也似乎大一些。

下面,再简抄周忱的略传,以资参考。按周忱传,他是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

“浮沈郎署二十年,人无知者,独夏原吉奇之”。“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积逋至八百万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乃用大学士杨荣荐,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他在江南巡抚任上“以九载秩满迁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兴二府税粮”。“历宣德、正统二十年间,朝廷委任益专;两遭亲丧皆起复视事。忱于此益发舒,见利害必言,言无不听”再以九载满进户部尚书,寻以江西人不得官户部,乃改工部仍巡抚。他是直到明景帝时,因言官劾其妄费,“景帝素知忱贤,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景太四年十月卒,谥文襄”(按明代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

他与况钟不同,他是少年科甲中的得意者,不是以学吏出身。除却在京城郎署中二十年外,他的官任、政绩完全在江苏巡抚任上。前后两个九年,距其卒年不久才致仕而去。即从永乐二年算起,到景太四年共五十年,那么,周忱的年龄至少也在七十多岁与八十岁之间。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年岁这么久,主要是清理财赋,作出了一些增加国库收入减轻民间负担的成绩。这里不去一一叙列。他的本传中也提到与况钟的合作说:“既久任江南,与吏民相习,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驺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其驭下也,虽卑官冗吏悉开心访纳。遇长吏有能如况钟及松江知府赵豫,……则推心与咨画,务尽其长,故事无不举。”

由于周忱的官位高,职权大,后又受命兼理湖州、嘉兴二府税粮,所以他那二十多年以巡抚江南的资格,对于收漕米、贮仓、起运;对于“苏赋比他府独重”的官民田租,与况钟“曲算累月”每月减少了七十二万余石;对于“济农仓”的设立;对于监课的持平办法汉;对于松江上流的开浚;对于吴淞江畔“沙涂柴场”的开垦;对于“无锡官田赋白米太重,请改征租米的施行等等,都是他的政绩的卓卓之点,也是在那个时代还能尽力办到的事。关于这些不想多及。然合观两传况钟与周忱并无什么隔阂,虽有上司属官的分别,但他们却很能合作,还是为江苏办了一些在封建时代的“好事”。

如能找到明代的苏州府志,对于况钟或另有详细的记载。

总之,谈戏曲中的人物不是作历史考证,就是当日作者笔下的人物完全出自虚构,一样是可成为优秀作品的。不过朱氏既以况、周真人写人传奇,不论熊氏兄弟两案有否,总是作者对况钟的赞美。也因此他另外虚构了一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过于执”,作为反面人物的陪衬,使此剧愈越生色。至于两个巧合案件,我重说一句,《十五贯》一案在当时或者有点根据,至于前一案就太不可靠了。

这篇短文不是讨论剧情,也非研究剧中的脚色,只是从书本上把况钟、周忱两人的历史、官声约略写出,以供“昆苏剧团”与研究此剧者的参考而已。

二 京剧《打严嵩》的本事由来

中国戏曲善于以极少数的演员集中精炼地表现一个动人的故事,能深入人心,使观众屡观不厌。这如不具有编剧的经验与对人情的深切了解,具有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且对脚色与事实应怎样配合表现,才能在观众中发生效果,那是编不出来也表演不好的。三句不离本行,这种剧本即不是老艺人的自编自演,至少编者也是常常在前台、后台或和老艺人有深切交往的。如非这样,纵然满肚皮书本子,满口的词藻,满怀想编成“富有教训意义的戏剧”概念,其结果不过是一番好意的“概念化”而已,观众却不容易接受,也不会对这种无“烹炼”的戏有所兴感。

戏曲中这样优秀的遗产不胜举数,流行普遍的京剧的剧本如《群英会》、《乌龙院》、《打渔杀家》等等,而《打严嵩》也是这一类型中的一出。

这么适当地投合观众真正爱憎所在的剧目,它并不以唱腔擅长,完全在说白与做派上下工夫,快慢、高低、前后、松紧,火候差一点便显不出剧情的紧凑,也表达不出脚色的心理与行动的变化。所以,表演起来并不容易。周信芳先生演这个戏,我记得总看过四五回了,可是每看一回总是全神贯注地看到底,如读好诗,如观名画,不是一览之后便引不起再读、重观的意兴的。

这里不谈戏曲的艺术问题,仅略谈本事,以待研证。

严嵩的巴结皇帝,招权纳贿,又有他的作恶多端的儿子严世蕃“助纣为虐”,在明朝万历二十多年中,把朝政弄得一团糟,收得财贿无数。所以,为这个奸臣父子说的书,唱的戏,使他成为一个典型化的人物。《打严嵩》这个剧目无疑是出自明末人的手笔,不管是完全由老艺人自编或是文人与老艺人合作,它的主题明确,情节曲折而不纷繁,深入人心,也使观众大快人心!

使严嵩被打于王府,和被邹应龙教唆装扮挨打,这当然是虚构的事。即使是一个不知历史的观众也不会相信以那么奸诈的“当朝宰相”,竟会被一个初入宦途不久的邹应龙任意耍笑得这般狼狈。但虽然明知事不必有,可是在人情上却盼望他有这番遭遇。在还没被撤职为民之前,居然被一个新官调笑得像个木偶,要他怎样,他便怎样。观众在微笑中看下去,觉得称了心愿,合乎人情,于是戏剧的效果收到,演员的表演也就有了成绩。

人物是真的,剧情是虚构的。可是剧中形容邹应龙的聪明,随机应变,也并非绝无根据。严嵩在明朝万历年间独握朝权达二十年之久(从嘉靖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起,至嘉靖四十年五月被邹参后勒令致仕止),以“青词”阿谀巴结那个想做神仙的皇帝,所有同列参政的不是被他陷害、去职,便是陪列,聊充员数。至于卖官纳贿,陷害中外官员,又有他的儿子、家人交助搜刮,富倾全国,不须尽说。前后参劾他父子的,如谢瑜、叶经、赵锦、王宗茂、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吴时来、董传策诸人,不但不能动他分毫,反被他们父子用种种手段,明陷暗害,有的则置之死地。为什么邹应龙以一个新进的微官居然一参就准,那个昏愦的皇帝又何以这样便会“觉于一旦”?其实还是邹应龙“善观风色”,——看透了时机。他更明白当时的吏部尚书徐阶——严氏父子的对头,已渐获得朱厚熜(嘉靖本名)的亲信,对久已专权的严嵩有些烦厌。大约邹应龙也是个颇为活动的官僚,他与某些宦官们熟识,因为避雨到某“内侍”家,知道了因扶乩得到朱厚熜宠幸的方士蓝道行曾借乩语,攻击严氏,朱厚熜便有意去嵩的事。他把其中关系看得透彻,于是上疏主参严世蕃,附带严嵩,一击便中。我想他与徐阶的排严是具有联合作用的。这里不专论历史,便不多叙。总之,在这个剧目中,作者把邹应龙形容得那么会软会硬;机智、灵活,这与他的为人很相称合,并非完全出于臆造。

邹应龙虽是参倒了严氏父子,如没有徐阶后来的策划,则究竟“鹿死谁手”,可也难讲。到底朱厚熜对于这位八十老翁的“青词大学士”还是有不忍之心。《明史》邹应龙传中说:

……然帝虽罢嵩,念其赞修元功,意忽忽不乐!手札谕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应龙深自危,不敢履任,赖阶调护始视事。御史张槚巡监河东,不知帝旨。上疏言陛下已显擢应龙,而王宗茂、赵锦辈首发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赏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为民。久之,世蕃诛,应龙乃自安。

以朱厚熜那种性格的皇帝,对于严氏父子的老关系,如果严世蕃不死,难保对这一大案后来没有反复,严世蕃被劾,罪戍雷州,他虽然没到戍所,就返回钤山“益大治园亭。其监工奴见袁州推官郭谏臣,不为起。”可见他父子的余威犹在,一般官员不敢得罪他们。那时有个御史林润曾劾过严党鄢懋卿,怕报复,便联合谏臣“谋发其罪,且及冤杀杨继盛、沈炼状”。这个谳词没等奏闻,先给徐阶看了,到底是个手段老辣的人物,徐阶说:“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他改了原词,叙严世蕃“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制拟王者。又结宗人典模阴伺非常,多聚亡命”世蕃的客人罗龙文“又招直(指汪直)余党五百余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这几项危及到帝位的利害的控告,比起那一般谏官只知翻旧案的迥然不相同。法司黄光昇等把这个新谳词奏上去,世蕃才被斩,家产籍没。(剧本中说常宝童窝藏丘、马二匠人,一般观众往往不明白为了何事。)按剧情说是“严嵩正在私宅里鸠营密室,阴谋篡位。邹等将为严嵩私造密室的官丘、马二人诱入开山王府软禁,作为揭发罪状的重要人证。”——见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中此剧的前记——其实这与徐阶改后所告已被参倒的严世蕃在南昌“取以治第,私拟王者”的罪状多少有点关合。

这一段虽与《打严嵩》一剧无关,可是顺便叙出来,足见只靠邹应龙这一本参奏,还是不能把“冰山”完全打倒的。

至于剧中添上邹应龙怂恿严嵩到常宝童王府去,自己却先去与常宝童定计,以耍无赖的手段辱打严嵩,更是无中生有的一段。京剧中往往以某某贤王作某个“忠良”的保护人,与当时的(剧中的)权奸相抗。如《杨家将》中之“八贤王”即其一例,而《提寇》(地方戏中亦有此剧目)也是这样。《打严嵩》正是用的同一手法,其实明代的异姓王哪会有这么大的权威。而且常遇春虽在死后封为开平王,可是到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已经是一个被“安置”且死于龙州,一个则究是死于因抗燕兵还是被朱元璋所杀,史无明文。以后并无袭爵位的,只是嘉靖十年才复封常元振为怀远侯。剧本中强拉上的这个常宝童是否影射着常元振,自难断定。总之,这是剧作者应用“八贤王”的办法,使严嵩即被辱打,又受邹氏调教,被打毁面,装伤抗奏,使观众为之大快罢了。自然,如没有常宝童这场戏,邹应龙也没处巧施“机关”,使这出喜剧得以完成。

引证太多近乎谈史,聊止于此。但剧作者单挑出邹应龙这个人物来与权奸对比,还有对他有表扬与佩服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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