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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鸿爪一 夜车

在柏林若干日的勾留,使我从这都会的表面上略略晓得NAZI的威势与德国人民的情形。这里的熟人不少,尤其高兴的是与我的侄子参令朝夕相见。他在柏林大学快两年了,柏林的街道较熟,引导我参观,游玩,代作翻译。恰好在暑假中,所以他的工夫还多。然而我为时间所限,虽可享受登记马克的便宜,也不得不整装他去。

由英法去的几位学生差不多每天晚上在中国的饭馆里遇得到,机会凑巧我与同住伦敦的杨君都想取道荷兰渡海回英,于是我们便结成旅伴了。

九月底的某一个晚上,同参令,杨君,还有来送行的几位友人,一位德国女士在夏劳吞堡车站上候车,很清冷,没有多少人,远远浮听着市中的嘈音。我们在徘徊时谈着祖国的近况,朋友的行踪,异邦偶遇,各奔前途,当此清秋之夕各人都有难以言说的感怀,离思中更添上一层怅惘!

九点,车到了,我与杨君提了简便行李上车,与大家握手相别。轰隆声动已离此“血脉偾兴”,歌舞,叫嚣的大都市而去。

德国的二等车已很讲究,那一个房间中恰巧只有三人,我与杨君同坐一长榻。对面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胖子,短胡子,红脸膛,金表链;凸肚皮,有点气派,一定是资产阶级中的人物。他起初坐在那里端端正正地吸雪茄烟。我们谁也不理谁,但幸而有我在车站上新买来的一份伦敦《泰晤时报》,却成为与对面旅客的介绍者。

“你们从英国来的么?”胖子打着英国话问。

“是的,但我们在柏林已经住过些日子了。”我说。

“报,我瞧瞧。”他的话毫不客气。

报拿在手中,刚刚翻开,他立刻丢在绒榻上,将右手往衣袋里一揣,摇摇头。

“怎么说?他们的报不是说我们,——德国人在柏林街道上天天预备战争,训练青年要作第二次的大战么?”

“嗯”我还没有的说,杨君淡然地回答他:

“有是有的,报上的通信这么说,不过,……”

胖子把夹雪茄的手指从口上拖来下,叩着桌面,愤愤地道:

“你们在德国曾看见过这等情形?”

“没有,——即使是真我们也看不出来,——不过你的意见如何,对于英国人?”杨君一本正经地,如同新闻记者似的质问。

“哈哈,你提英国人”他马上把笑容敛住。红红的粗皮脸上罩了一层霜。“英国人狡狯得很,他们净挑剔我们的不是,却看不见自己。你知道,德国自从大战后筋疲力尽,弄到现在好容易立起来了,英国人却不高兴。面子上和平,心里辣,危言耸听,使世界都觉得惊恐!……哼,无用,我们德国人做事正直,光明,有那一天便干那一天的!……”

他用拳头重重地把半开的报纸捶了一下,表示他的愤慨。

如此一来我们这两个中国人却觉得不好说什么了。无疑,他是一个党人,年纪不小了,劲头真足。无论如何,我想这比中国人的从容礼让在围城中讲《老子》的态度或许高明?也许他太褊狭了,可有哪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把气度放得宽大些呢?

谈话另换了题目,我们才晓得他是柏林一个影戏院的经理,因事要往哥本哈根去的。

夜半,这位愤慨的商人下了车,报纸仍摊在榻上,仿佛铅字印痕上都有冷眼睛,净瞧着好动气的德国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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